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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架两端皆有半米多长的青铜套，套上满饰深浮雕镂空龙首花纹，梁身皆以黑漆为地米黄色漆彩绘菱形几何花纹。
猛一看去，恰似一条蛟龙正浮出水面，欲凌空而起，呼啸苍穹。
“蛟龙出水了！”
负责中室观察的考古队员中，不知是谁突然“嗷”
地喊了一声，叫声从干哑的嗓子眼儿蹿出，焦躁而尖厉，沉沉的夜幕中形同凄厉的狼嚎。
一时间，工地震动，群人皆惊，近千名围观者纷纷瞪大了眼睛，连蹿加蹦地前往中室南壁观看。
水波涌动中，黑乎乎、滑溜溜的钟架悬挂一排甬钟在灯光下闪耀，真有蛟龙出渊、呼风唤雨之态势。
甬钟花纹精美，皆有错金铭文。
考古人员左德承当场认出两件铭文，一为“宴宾之宫”
，一为“午钟之宫”
。
这架甬钟从顺序看应是33件，但有2件挂钩残断，甬钟落入水中暂不可见。
5月25日傍晚，编钟架下又露出一层横梁，与其上梁结构形体相近，经清除淤泥，发现梁下亦有三个佩剑铜人及一根铜圆柱顶托，共有12件大型甬钟及1件特大型镈钟，或悬于梁上，或掉在梁下的泥水中，最大者有锅口般粗细，形同一个装满粮食的麻袋。
木梁两端仍配置铜套，皆有透雕镂空龙首、凤鸟、花瓣的图案。
黑漆朱黄色的横梁，以如上层的彩绘菱形几何花纹，观之令人惊叹不已。
至此，编钟三层全部露出，原是一架完整的特大型编钟。
就在青铜编钟全部露出的同时，中室东壁有两件大型铜壶和一些残瑟、笙、竽等乐器显露出来；西室亦有六具棺材浮出水面，其中四具竖立，盖身分离，多为彩绘；北室南壁出现两件大型铜缶，体高至人的腰部，直径约一米余，器形之大为全国罕见。
在铜器旁边，还散落着一堆腐朽的华盖、甲胄等器物；东室内，如同一座房子状的庞大主棺已露出大半，遍体彩绘，朱黑色的怪异花纹，望之令人生畏。
在主棺的一侧，散落着一些青铜鹿角飞鸟等器物。
放眼望去，整个墓坑泥水**漾，珍宝遍地，各色器物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成果，谭维四派人把年逾七旬的顾铁符从驻地请来指导，顾氏一到现场，即被眼前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
顾铁符从事几十年的文物考古，看过和亲手摸过的墓葬不下千座，但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墓葬和出土如此多的文物。
尤其是中室那如山似林的编钟方阵，更令他视为天降之物，凝视了许久，面色严峻地对谭维四道：“这么大的重要发现，国家文物局应该知道，编钟的出土就涉及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王冶秋局长应该亲自前来坐镇指挥，中央领导应该来看一看。
事关重大，我马上回北京亲自向王局长报告，请他前来指导工作。”
中层编钟和下层横梁露出水面
第二天一早，顾铁符下得山来，与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邢西彬乘火车向北京赶去。
顾铁符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算是莫逆之交，顾生于清光绪朝的最后一年，即1908年；王生于清宣统元年，即1909年，顾比王大一岁，皆算是大清国最后的子民。
只是一个出生于江南无锡，一个出生于北国关外的沈阳。
顾铁符祖居无锡槐树巷，出身于累代书香门第，系清代经学家、史学家顾栋高的后裔，学成后曾任中山大学研究院技佐、文学院讲师。
1950年8月，顾铁符由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转任湖北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科科长，专职从事文物工作。
1953年8月起兼任武汉大学讲师。
1954年中南大区撤销，这年9月，顾转到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工作，任业务秘书，主要负责全国各地田野工作检查指导，与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成为上下级同志加朋友关系，在此期间多次参加全国性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业务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58年10月，顾铁符调至故宫博物院，先后任副研究员、工艺美术史部副主任、代理保管部副主任等职。
从1964年起离开行政领导岗位，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并于1972年经周恩来批准，王冶秋点名，借调到文物局常驻红楼参加整理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
当随县擂鼓墩发现古墓并请求文物局派人指导时，顾铁符仍作为文物局借调专家在红楼做研究工作。
鉴于湖北是顾氏从事考古文物工作的发源地，而当地的考古骨干如谭维四等人皆是其亲手指导过的学生，王冶秋特地委派已70岁的顾铁符前往指导督战。
顾来到工地后，恪尽职守，不负众望，在关键时刻，又主动请缨返京禀报，此举令在场的考古人员大为感动。
中室的青铜编钟等礼、乐器出水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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