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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自西阳”
应解释为报自西阳，古代称“报丧”
为“报”
。
“反”
和“报”
两字在古书中常常互相代用。
铭文中既说“返自西阳”
，又说作宗彝奠之于西阳，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楚惠王五十六年，从西阳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讣告，惠王制作了曾侯乙宗庙所用的礼器，在西阳对他进行祭奠，并永远用以享祀。
这个墓出土的竹简也记载墓主下葬时，楚、宋两国曾来会葬，楚国自王以下都赠了车马等物，可以同铭文互证。
那么楚惠王为何要制作一套镈钟放在曾国的宗庙里，恭敬地祭祀曾侯呢？当时楚国称霸一时，决不会轻易地对一个小诸侯国给予这么高的礼遇，又为何迟迟不灭力量逐渐悬殊的随国？但如果曾即是随，这个问题便不难解释了。
一个标志性转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伍子胥、孙武统率吴师伐楚事件。
李学勤在历数了公元前506年，吴师伐楚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决战，以及楚昭王奔随避难的故事之后，又说：“此后《春秋》一书中又出现了‘随侯’的名号。
对此，杜预注：‘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即中原各国）。
吴之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卒复楚国。
楚人德之，使列于诸侯。
’估计曾侯乙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随君的后裔，楚惠王铸编钟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
[3]
对于裘、李二人的不同意见，参加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的方酉生认为，若根据裘锡圭的说法，曾侯乙死年在45岁左右，估计他在位之年为30年左右的话，这样从楚惠王送镈钟到曾侯乙死年，早、晚可以相差30年，也就是曾侯乙墓的下限年代可以晚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个显然不太合适，因而李学勤之说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楚惠王这时已经在位56年了，加上他未在位之年数，恐怕他这时已经是一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
按照常理，这样年迈的国王是不会轻易地出国的，尤其亲自到一个小国去。
假如这种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曾侯乙墓的下限年代，最迟不会晚于公元前430年。
如果按照裘锡圭的说法，楚惠王为什么在他如此年迈之时要去西阳，又为什么从西阳返回楚都后，马上要给曾侯乙作宗彝等，都不好解释。
所以裘氏的说法可能性较小。
铭文中所说的“西阳”
在哪里呢？学者曾昭岷、李瑾认为，西周末年居于南阳盆地附近的曾侯国，东周而后，不知何时迁到了淮水支流黄水附近，这里有个地名“西阳”
，实即《曾侯钟》铭之“西阳”
。
《元和郡县制》载：“西阳故城，在今河南光山县西二十里。”
西阳即曾国故都。
按照这一说法，曾国与现在的随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曾侯乙墓也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要埋在擂鼓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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