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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说法的影响，近人周纬在所著《中国兵器史稿》中，对殳的形状做了相近的想象和推断，书云：“戈、戟、矛，曾经古人及今人之详细研究，出土实物亦多，形制铸造及其相关之艺术，均尚易于阐发研讨。
殳则未见有人特为研究，殳果为何种长兵器乎？”
又说：“周殳之出土者，未经古今收藏家或考古家图示吾人，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或研究所中，亦罕见此物。
岂殳之为物，近于农器，出土时被人疑为刈田或捣稻之物，而不以为兵器，遂至收藏无人乎？考古之兵器，大都皆可两用，战时以之御敌，平时以之工作。
此风远自骨兵石兵时代而来，如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镰、石锤、石刀、石棒、石戈等器均是也。
铜器时代初期之兵器，亦未必不如是，如勾兵本重在勾在割，商勾兵颇近于镰刀之形，割禾割黍割稷，均属可能。
戟亦可刺割兼施，矛亦可刺兽猎鱼。
今戈、戟、矛均易考实，而殳独阙如，想必其形制及用途，更偏重于农林方面无疑……打麦拍稻，或砍树劈薪，均可用之也。”
1955年5月，安徽寿县西门内，由于治淮工程发现了著名的蔡侯墓。
经考古发掘，墓中出土包括7件天子级别的升鼎在内的5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2件铜质殳头。
但当时的考古人员并不知此为何物、是何名，乃在发掘报告中误当作矛的另一种形式（Ⅱ式）加以叙述描绘，并云：“二件皆三棱，出土时一件与镦一件同出，矛銎与镦孔内均作八方形，外有花纹。
矛长13.5厘米、銎径2.8厘米、镦长4厘米、銎径3厘米。
另一件部的残长9.3厘米。”
[4]
墓中出土的殳（由左至右依次是箍球锐殳、刺球锐殳、晋首端和尾端）
1958至1959年，考古人员对安徽滩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中的第二号墓进行了发掘，在其中发现一件工式铜矛，据报告说，这件铜矛“三棱形，三刃一锋，圆銎中空，透至尖部。
銎内残存朽柲，銎无穿，外围有半凸起蟠虺纹。
通长14.7厘米，銎径3.6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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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下旬，襄阳蔡坡四号墓中也出土过两件铜质的三棱矛，与其同出的有鼎、簋等重要礼器以及其他兵器多件。
从出土的器物推断，墓主的地位当不低于寿县蔡侯。
无论是安徽赵家孤堆出土的三棱形三刃器物，还是襄阳出土的三棱矛，皆为古代的殳，可惜当时并没有人能识别并说出它确切的名字。
真正弄清楚殳之形状，则得益于曾侯乙墓的出土。
曾在古代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千余年的早期殳，就是这种三棱矛式的长杆兵器。
当然，面对几次考古发掘实物而未能及时辨别清楚的情况，不能全部怪罪考古人员的无知和无能，实在是与文献缺乏和出土实物太少有大大的关系。
民国时期的考古发掘不计，仅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长兵器已成千上万，而三棱矛殳仅寥寥10余件，足见其数量之少和弥足珍贵。
究其原因，当是此类兵器主要由王公侯伯的近卫所执，非一般兵士所持，加以周、楚大墓发掘相对较少，故殳出土甚少。
通过文献与出土实物印证，殳的鼎盛期主要还是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中的少见与珍贵，以及学术界对其认识的滞后，也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当北室的青铜兵器清理完毕后，考古人员在曾侯乙墓中室与北室分别清理出青铜礼器和用具134件，其中礼器117件，用具17件。
两类的重量计有2344.5公斤。
若加上编钟以及其他青铜铸件和兵器的重量，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的总重量达到了10.5吨。
这个记录在已发现的东周墓葬中是空前的。
殳与晋杸
如此庞大精美、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葬于地下，令世人在震惊、赞叹的同时不免产生疑问，墓室内重达十几吨的青铜来自哪里？一个小小的诸侯附属国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青铜的秘密隐藏在何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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