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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二月二十二日祖师爷（刘廷芳）生日这一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耍一手，要钱的有钱，要鸦片的有鸦片，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
有好多徒众不远千里来投，为的还不是这些，怎好叫他们失望。
想我孙大麻子这些年风风雨雨，之所以屡仆屡起，就是靠这帮铁子弟捧场。
当然，这一套只能骗骗老实巴交的农民子弟，骗不了读书人，那些儒生秀才是不信这一套的。”
孙殿英正是靠了这些，居然在脱离丁香玲部之后，又在嵩山一带站稳了脚跟，并经过几个春秋的苦心经营，聚拢人数达到了一千之众。
当时豫西各县的财主、士绅们，都与那些由匪而官的省府要员互有往来，互有依傍，形成了一个黑白两道相杂交际的庞大地方势力。
这个地方势力时白时黑、时明时暗地经常跟当地官府衙门抵牾，很是令执政者头痛不安。
当一次次的不测之讯报于河南省最高府衙时，督军万选才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做出改剿为抚的决定。
万选才本人原也是土匪出身，后经招安当上了团长、旅长、师长，直至混到河南省督军这一全省最具实力的位置。
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万选才对土匪们的心理及目的很是清楚，只要真心许以高官厚禄，没有不为之动心而接受招安的。
于是，他派出河南省参议员李啸澜前往嵩山招安孙殿英，并以营长相许。
孙殿英听说自己能当营长，当即慨然应允，下山接受招安，并被暂编于河南督军手下的第五旅，受旅长憨玉琨节制。
孙殿英虽由连长晋升为营长，所部匪徒也成为政府的正式军队，但多年养成的匪性，使他和手下的弟兄军纪败坏，声名狼藉，很难和憨玉琨部融在一起。
孙殿英的顶头上司侯邦杰更不把这个由匪变兵的赌棍孙大麻子放在眼里，总是对孙殿英本人及其手下弟兄傲慢无情，处处刁难，事事挑剔，并三令五申予以严词痛斥。
而旅长憨玉琨对这位麻脸营长也极不信任，极不尊重，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其老底，使孙殿英极为尴尬和痛苦。
在这种上下夹击排挤下，孙殿英觉得如此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缩手缩脚地生活，倒不如干脆当个土匪王痛快。
想到这里，他满含悲愤地又串通部下军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悄悄地把一营队伍和兵器拉上南阳一带的伏牛山中，重新操起旧业，落草为寇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憨玉琨部由直系军阀的实力人物吴佩孚改编为第二十七师，憨玉琨晋升师长之职，驻防洛阳，势力大为扩大。
成为师长的憨玉琨就职后，声言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洛阳周围的土匪流寇之窝点，而孙殿英首当其冲。
面对新的政治格局和军事形势，孙殿英知道自己无力和憨玉琨抗衡，甚至连周旋的余地都极小，为保全自己的实力，不致被憨部吃掉，他只好认错知悔，向憨玉琨表示臣服。
在一番托人求情、行贿之后，孙殿英再次归顺憨玉琨部，并被改编为一个独立团。
孙殿英因祸得福，又从营长升为团长。
1924年，直奉大战再起，在吴佩孚亲临山海关前线督战、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军即将全面溃败之际，孙殿英也趁机发动兵变。
他同丁香玲部的一个骑兵连兵合一处，在洛阳四周攻城略地，大力收编地方民团和各地庙道信徒，一时声势颇大。
憨玉琨无可奈何，只好打电报告知在山海关前线准备指挥直军全面反攻奉军的吴佩孚。
但这时冯玉祥倒戈已成，北京政变已经发生，奉军大军压境，怎顾得了孙殿英哗变一事。
吴佩孚在气恼之中，只好电令憨玉琨守住洛阳，见机行事。
孙殿英在势力进一步扩大后，便自封为独立旅旅长，离开洛阳周边，率部窜往豫、鄂两省边界自由活动。
1925年，进关后的奉军首领张作霖又与吴佩孚携手，准备进攻冯玉祥部。
孙殿英则趁机率部由南阳、西平一带窜往信阳，再沿豫皖两省交界地带东下，一路招兵抢粮，掠财争色，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千人猛增到五六千人，声势越发浩大。
驻防洛阳的憨玉琨见孙殿英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遂派人前往表示亲近和拉拢。
当奉系的张作霖和直系的吴佩孚再度联手开始对付冯玉祥时，憨玉琨与驻守河南的冯玉祥手下将领胡景翼部首先接火，开始激战。
憨玉琨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又将孙殿英收编到自己麾下，并任命其为第五混成旅旅长，孙殿英的旅长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号。
意想不到的是，憨、胡大战的结果，憨玉琨败北，胡景翼获胜。
孙殿英眼看局势对自己不妙，马上改投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做了个旅长。
时间不长，国民军第三军奉冯玉祥之命，由豫开赴陕西。
孙殿英深知自己不是冯玉祥部的嫡系，一旦远离家乡，必然受到掣肘，难再发展和周旋，甚至只能任人宰割。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孙殿英在即将进入陕西境内时，突然在一个深夜率部悄悄地脱离了国民军第三军，又在豫西一带自由活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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