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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者回来后将亲眼目击的情景向皇帝做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将其存入皇室档案备查。
事发后我曾写信给皇帝表示慰问，皇帝在写给我的回信中附上上述报告的副本。
为了审判几名犯罪的小头目，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只是受到轻微的处罚而已。
并没有打算逮捕包括高级军事官员在内的大头目。
他们逃避了一切处罚，甚至允许他们保藏盗劫来的赃物，其中的许多珍宝此后便流散到世界各地。
中国的国民政府曾两次正式承诺对清陵尽力予以保护，皇帝期待着国民政府能对他说一句同情或遗憾的话，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无论是得势的国民党还是南京政府都没有表示任何遗憾或内疚，他们若无其事，无动于衷。
对皇帝来说，其他一切事情——侮辱、嘲弄、以死威胁、没收财产、撕毁协议——都能宽恕，唯独这种骇人听闻的盗劫祖坟的暴行是无法忍受的。
从此以后皇帝对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国家管理不善而负有责任的那些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就其性格而言，皇帝为人和善，宽宏大量，我从来没有听他对其最残暴的敌人发过一句愤怒的怨言。
但这次发生的事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此之前，他也知道满洲的独立运动正愈演愈烈，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运动，也没有认真地想过将来会有人请他返回满洲故乡的问题。
他一直希望中国能够恢复安定，繁荣昌盛。
但现在不抱这种希望了。
当我第二次访问皇室的时候，这种变化就非常明显了。
在我看来，其变化之明显好像他已同其受辱的祖先的灵魂会晤过，而他们却极力劝他不要对使中国本身和使他们都蒙受了耻辱的民国抱有任何幻想，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三百年前为他们的帝国打下坚实基础的那块土地上。
庄士敦除由于自己和溥仪的特殊感情，而将眼中的皇帝大加美化并有失实之处外，对溥仪心理和思想变化的分析，还是有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可信的成分。
若干年后，人们可能会找出一千个溥仪出逃满洲并最终成为汉奸与战争罪犯的理由，但东陵盗案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此事的处理态度和方法，不能不说是加速溥仪彻底堕落成一名卖国者和战争罪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假如东陵盗案没有发生，假如盗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能给清皇室以安慰，并对盗宝者以严惩，溥仪是否会重返满洲并成为后来的溥仪？但是，历史让世人看到的却不是这些假如，却是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
注释：
[1]张彪死后，其子要求收取房租，所以溥仪于1929年7月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居协昌里的静园。
这是安福系（即安福俱乐部，成员均拥戴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客陆宗舆的宅邸，原名“乾园”
，由溥仪为之改名，用意是在此“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
[2]清入关前有所谓“盛京三陵”
。
最早的是永陵，位于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启运山下的苏子河畔，占地约一万二千平方米。
初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原名兴京陵，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称永陵。
内葬努尔哈赤之远祖孟特穆（肇祖原皇帝），曾祖福满（兴祖直皇帝）、祖父觉昌安（景祖翼皇帝）、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伯父礼敦与叔父塔察篇古及他们的妻室等人，其建筑迄今基本保持完整。
其次是福陵，坐落在沈阳东郊浑河北岸的天柱山上，故俗称东陵（与本书所述之清东陵有别），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
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选定陵址，天聪八年（1634年）兴建，清崇德元年（1636年）定名，顺治八年（1651年）基本完成，现已辟为东陵公园。
最后是昭陵，位于沈阳北郊，故俗称北陵，为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姑母）的陵墓。
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竣工于顺治八年（1651年），并封陵墓后方以人工堆造的假山为“隆业山”
，是关外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清代帝陵，占地十八万平方米，康熙、嘉庆朝曾有扩建，现已辟为北陵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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