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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昌黎辟佛余波不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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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见处,大胜裴休,且休尝为《圆觉经序》,考其造诣,不及退之远甚。

唐士大夫中,裴休最号为奉佛,退之最号为毁佛,两人所得之浅深乃相反如此。”

对佛道颇为精通的“唐宋八大家”

之一苏东坡,对韩愈的思想做了研究后,认为韩愈则是“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清代林云铭也说:“欲烧佛骨人,却能阐发佛理。

要知真正佛理,即圣人之道,公之所辟,乃其迹耳。”

对于本已了结的韩愈谏佛的历史公案,竟引来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名人议论纷纷,这实在是一个怪异的文化现象。

通过这个现象,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人表面上在谈论韩愈的辟佛事件,实则是对佛学——这股外来文化命运的关注。

因为韩愈的谏迎佛骨涉及法门寺及地宫佛骨,今天我们有必要继古人之后,对这桩公案的看法再做些补遗。

正如我们在此之前的叙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它踏上东方古国的那天起,就遭到了本土文化的抵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这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硬是凭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韵味,在东土渐渐地扎下了根,并迅速在与本土主流文化儒教与道教的融合中成长起来,于隋唐时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

促使这种格局形成的原因,除了佛教本身那具有对人生启迪的精深理论外,也与它本身具有实用社会价值有极大的关系,这个价值首先体现在能为皇权的转移制造舆论,如隋文帝假托“天佛所佑”

、武则天“以释教开革命之阶”

等,都是在宗教外衣的庇护下进行的成功阴谋政变。

而在唐太宗时,少林寺和尚营救李世民,并协助平洛阳王;唐肃宗时,高僧神秀广征“香水钱”

资助大唐平叛,以及高僧不空设坛度僧以团结诸路军卒等,都是实用价值极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儒教和道教难能其为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佛教可以对众生进行安分守己的教化。

对于这一点,唐代一个不太出名的文人加小官僚看得最为透彻,说得也最为中肯:“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其安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

既然有了这样的文化功能,外来的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发芽,最终和本土宗教形成鼎立的抗衡局面,似乎是必然的事情。

也正是由于这种局面的出现,才注定了佛教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沉浮不定的发展轨迹。

最早出现的儒、释、道三方为争夺势力和地位而进行的较量暂不叙述,自唐朝建立之初,就有排佛之举。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至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朝臣傅奕曾先后八次上疏请废佛教,他曾在《请除释教疏》中说:

降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

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

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

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

梁武、齐襄,足为明镜。

傅奕以儒家正统排斥佛教的主张,没有得到皇帝和朝臣的响应。

武德九年(626年),唐高祖曾召集群臣仔细讨论傅奕的疏文,除一人外,众臣“多袒佛”

,对他提出的中国古代在没有佛教时,帝王年岁长久,而佛教传入后,事佛愈谨,年代愈促这一论点,众臣颇不以为然,傅奕只好独自叹息曰:“众不我从。”

尽管如此,傅奕还是抱住儒家学说伦理不放,并一次又一次地向佛教展开攻势,直到临终前,还告诫其子勿读佛书,免得中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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