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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周武帝的禁佛，多数佛教史家认为与这位皇帝崇信儒家学说有关，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是，此时的武帝正欲大规模地攻取从东魏脱胎而来的北齐政权，要想取得成功，就得有相当的财力和军卒，而在当时已占相当分量和比例的寺院、道观，以及僧众、道士，正是强化国力、增加军卒的最佳选择场所和人选。
由此可以看出，北周武帝的禁佛，与其说是独尊儒术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为了富国强兵所采取的措施更具真实。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果然发动了对北齐的战争，同时也颁布了在北齐境内大规模毁佛的诏令。
在原北齐所辖地区的一切佛像、经典全部**尽，所有僧尼一律勒令还俗，或为民，或充军，使“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
。
整个佛教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供养人头像。
北魏，泥塑，高7.8厘米，出土时供养人身体部位已失，仅剩头部
山东青州龙兴寺基址出土的菩萨立像。
东魏，石质，高70厘米，出土时四肢已被砸断并遗失
北周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随着新皇帝的登位和复佛的诏令，佛教又如野火烧过的冬草，很快从根部生出新芽并迅速成长起来，直至迎来了隋唐佛教的鼎盛和繁荣。
隋朝佛教的繁荣，在杨氏父子两朝始终没有衰落。
大唐佛教最鼎盛的，当属武则天一朝，其后的中唐时期，也就是自“安史之乱”
的肃宗开始到宪宗，对佛教又掀起了一个新的**。
这个**随着韩愈的“谏佛公案”
而渐渐沉寂，使佛门遭到了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打击，法门寺地宫及佛骨舍利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浩劫。
让我们抛却北魏和北周两位武帝的毁佛经过，接着唐宪宗一朝和韩愈的“谏佛公案”
往下叙述。
随着宪宗的死去和其子穆宗的即位，韩愈虽已平反昭雪重新回朝为官，但他的反佛言论并未得到执政者的响应，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便是朝廷为避免佛门僧尼的鱼目混珠和滥竽充数，而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整顿。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敕令京师两街各建方等戒坛，命左右街功德使选择有戒行者为大德主持考试，凡童子能背诵佛经一百五十页者、女童能背一百页者，方能准许剃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佛门的混乱，同时也使僧尼在入寺前就掌握了部分佛教知识，为以后的继续度化打下了基础。
青州龙兴寺出土的胁侍菩萨像，出土时周身多处毁损遗失
中唐以后，由于连年的战乱和政治上的腐败，各地寺院也渐渐变成了娱乐场所，原有的那种神圣、肃穆、威严已不复存在。
僧尼们为招引庶民百姓、达官贵人，往往卖法阿俗，也就是将佛教的讲说世俗化，这种“俗讲”
逐渐受到公众的青睐，甚至出现了由皇帝本人敕命而进行的俗讲，有的俗讲僧还被赐予“赐紫”
“引驾[2]”
“大德”
一类古怪的官名。
朝野内外，上自天子妃嫔，下到刁民**，都争相拥入寺院，迷恋于说法、譬喻及刺激感官的音乐和唱词。
在这股悄然兴起的俗讲狂潮中，有一位叫文淑的僧人脱颖而出，大有鹤立鸡群之感，连敬宗皇帝都因他的盛名而亲临寺院聆听。
而这位文淑所讲的正如《因话录》所载，“假托经论，所言无非**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
。
想不到堂堂大唐皇帝也混同于“愚夫冶妇”
以此为乐了。
一件神圣的事物，如果被它的操作者变得低级下流、**不堪，便注定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和厄运。
唐敬宗一朝将本来神圣、肃洁的佛教变成了**的性感官刺激物，这无疑将招致佛门和僧民们的厄运浩劫。
继唐敬宗之后，即位的唐文宗已经觉察到父皇给佛门带来的巨大危险和潜在灾难。
于是他果断采取措施，诏敕天下僧尼一个不漏地试考经文，如不及格，勒令还俗，试图使佛教发展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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