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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
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
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
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
……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武宗认为，由于全国的和尚数量越来越多，寺院遍布，不仅在修建中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大量金银财宝都流入寺院。
与此同时，僧徒们又与官府勾结，害人坏法，威胁国家安全，不予以打击，大唐王朝就难以稳定和巩固。
唐武宗的这道敕令，也许真正道出了他反佛和毁佛的初衷。
既然佛教势力发展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地步，作为朝廷的执政者，自然就不能等闲视之，灭佛已成为国家所需和时代的必然。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数千亩、财产无以计数，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
关于“会昌法难”
的具体情况，当时正在大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以其耳闻目睹的事实，曾做了翔实的记述。
圆仁于开成三年自日本西渡大唐求法，可惜他生不逢时，来到中国后正遇上“会昌法难”
，并于会昌五年五月底，被大唐朝廷以无祠部牒为名，勒令还俗回国。
回国后的他，根据自己在大唐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了在佛教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这部著作的产生，为后来者研究“会昌法难”
的细节，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会昌法难”
给佛教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远不止这些。
考古人员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咸通启送真身志文》碑则进一步说明，这次法难其惊心动魄是难以想象的。
其碑文载：
洎武皇帝**灭真教，坑焚具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
缘谢而隐，感兆斯来。
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于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成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
这段碑文的大意是，“会昌法难”
中，唐武宗曾敕令毁碎佛指骨舍利，但受命者却只是毁碎了佛骨舍利的影骨（仿制品），搪塞过去。
而那真正的佛骨却被秘藏起来，至咸通年间才在旧隧道的西北角处找到。
这看似简短、平淡的文字，若细一琢磨，便不难发现其中暗含的一幕幕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的故事。
一个个悬念促使我们去做一番寻根问底。
首先是唐武宗对谁下达了要毁灭佛骨的命令？受命者是怎样来到法门寺的？法门寺僧众又如何得知了这个消息？这影骨是以前制造的，还是地宫被打开后现场制造的？“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
的主谋者，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还是法门寺僧人？或者双方共同密谋？不管怎样，法门寺地宫发生的事变，主谋者和参与者是冒着杀身的危险而发动的，倘有半点闪失，无数人的头颅将要落地，真身佛骨也将毁于一旦。
尽管从后来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当时法门寺地宫的大多器物——甚至包括地宫石门都遭到了大劫，但那枚释氏的真身佛骨却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佛教的幸事。
1987年4月28日深夜，当考古人员韩金科呼叫打开照明灯，从地宫的西北角一个隐秘的地方搬出一个宝函时，那枚在“会昌法难”
中劫后余存的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就躺在里面，《志文》碑记载的内容被现实所验证。
当然，那时的韩金科和考古人员还不知道这个重大发现，要等谜底揭开，还需一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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