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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两家谁上谁下、孰先孰后，历来都是各派教徒争执的焦点。
权势日渐膨胀的寇、崔等人，见皇帝已被自己从崇信佛门中一步步引出，即将遁于道门，排佛心理日趋加重。
为了独尊道教，打倒佛教，他们怂恿太武帝对佛教发动了残酷的镇压。
羽人、应龙（汉画像石，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墓出土）
羽人、正廉（南阳出土汉画像石）。
图中一羽人戏飞鹰，右为一牛引颈猛抵，左刻一人张口奔跑
太延四年（438年）三月，太武帝终于颁发了禁佛的第一道诏令：“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
强迫青壮年僧侣还俗，并责令他们充当劳役或从军征战。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在崔浩的极力主张下，太武帝连发两道禁佛诏敕。
其中第一道诏敕规定：从王公百官到庶民百姓，一律禁止私养沙门、巫觋，凡私养者，限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报告官府。
过期不报者，不仅被窝藏的沙门僧或师巫等处以死罪，窝主还要遭到满门抄斩之灾。
第二道禁佛诏敕则进一步规定，严禁僧侣或巫觋进入一般人的住宅，并强令他们老老实实地居守在庙宇里。
从这两道极其严厉的诏敕来看，太武帝的佛缘已断，彻底遁入道门之中了。
他站在道家的立场上，于同年九月，在崔浩等人的煽风点火下，下诏将佛门高僧玄高和慧崇幽禁起来，并施以酷刑。
玄高大师曾一度身居宫廷，调解皇帝与太子的矛盾，慧崇则是当时朝中尚书韩万德的老师。
这两位年迈的高僧被囚禁不到半个月，便在京都平城死去。
如果崔浩等人和太武帝的禁佛就此停止，也许还有其可原谅的理由，崔浩本人也不至于遭到满门抄斩之祸，可惜此时的君臣谁也没有顾及这些，他们依旧沿着这条道路疯狂地向前急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门大劫难到来了。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驻守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的将军盖吴谋反，关中狼烟顿起，一片混乱。
翌年三月，太武帝亲率大军前往镇压。
当他进入长安时，因军队暂时休整，马丁便将其坐骑牵到一座寺院的麦田里放牧。
当太武帝为看马而来到寺院时，却发现和尚们正在请随从官员喝酒。
对于官员与寺院僧众的异常亲热的举动，太武帝觉得有些蹊跷，急忙派人查验僧众的住室，发现了大批的弓矢矛盾等兵器。
太武帝先是大惊，接着是大怒，愤然吼道：“这些兵器本非沙门所用，难道他们要与盖吴合谋反叛吗？”
遂责令官兵彻底清查这座寺院。
这一清查，寺院内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暴露出来。
先是查得大量酿酒用具，以及州县地方长官和富豪寄托或隐匿的财物，其数量竟达数万之多；后是发现了寺内的密室，这些密室多为“与贵室女私行**”
之用。
当这一切全部暴露后，太武帝已是愤怒至极，而当时随从身边的崔浩立即感到这是消灭佛教的天赐良机，便趁机鼓动太武帝立即**灭佛教，以绝后患。
于是太武帝当即下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沙门，毁弃佛像。”
并令太子拓跋晃行令天下四方，一体推行毁佛措施。
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太武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态度和措施，仅仅表现了他对佛门的背叛，那么，现在则由爱至恨，在这单独的背叛之后又加上了一层憎恨。
太武帝在诏敕中说道：往昔汉明帝信奉邪伪，紊乱天道。
佛教本是虚妄的，但末世的昏君或乱主却多被其所惑，以致政教不行，礼仪大坏，鬼道（佛教）兴盛，蔑视王者之法。
从这以后，代代兴祸乱而行天罚，民人多灾多难，王化之地亦极为荒凉，乃至千里萧条，不见人迹。
这一切，都是由于崇佛所致。
被愤怒、憎恨的火焰灼烤得近乎失去理智的太武帝，仿佛是在对天盟誓，他声称要除伪（佛教）定真，以复远古伏羲神农之治，并声色俱厉地说道：“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
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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