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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
帝深纳之。
《武三王传》亦言：高祖之发长安，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故以义真留镇。
洛阳不能久驻，而况长安？将士不免思归，而况氓庶？势之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
《南史·谢晦传》言：武帝闻咸阳沦役，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与《武三王传》之言适相反，固知史之所传，不必其皆可信也。
世皆訾宋武之南归，由其急于图篡，以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沦寇手”
，司马光语，见《通鉴》。
此乃王买德对赫连勃勃之辞，非敌国诽谤之言，则史家附会之语，初非其实。
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径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侧之子必尚多。
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也。
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
王镇恶之死，事在正月十四日，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
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
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苛责者也。
惟其经略赵、魏，有志未遂，实为可惜。
当时异族在中原之地者，皆已力尽而毙，惟铁弗、拓跋二虏，起于塞北，力较厚而气较雄；而拓跋氏破后燕后，尤为土广而人众。
所以清定之者，实不当徒恃河南为根基，而断当经营关中与河北，以非如是则势不相及也，此观于后来元嘉之丧败而可知。
武帝平秦之日，拓跋氏实无能为；铁弗氏之兵力，亦极为有限。
拓跋氏虽因力屈假道，初实为秦形援，后又侵扰河南，伐之实为有辞。
铁弗氏必不敢动。
秦凉诸国，一闻王师入关，早已胆落。
乞伏炽磐曾使求自效。
沮渠蒙逊，猾夏最深，然朱龄石遣使招之，亦尝上表求为前驱。
当时此诸国者，未尝不可用之以威勃勃，而铁弗氏与拓跋氏，本属世仇；勃勃惟利是视；苟有事于拓跋氏，亦未必不可驱之，使与我相掎角。
然则宋武设能留驻北方二三年，拓跋嗣或竟为什翼犍之续，亦未可知也。
惟即如是，五胡乱华之祸，是否即此而讫，亦未可定。
崔浩之为拓跋嗣策中国也，曰：“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刘裕亦不能守之。
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
浩实乃心华夏者，其为此言，盖所以息索虏之觊觎，而非为之计深远，说别详后。
然于关中之情形，亦颇有合。
宋武之平姚秦，已迫迟暮，其能竟此大业与否，亦可疑也。
宋武之所缺，仍在于其度量之不弘。
大抵人勋业所就，恒视乎其所豫期。
长安之所以不守，实由将士之思归，及其贪暴，《王镇恶传》：是时关中丰盈，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
观于义真败后，诸将尚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则平时极意收敛者，正不止镇恶一人也。
而其所以如此，则平时之所以自期待者使之。
神州陆沈，既百年矣，生斯土者，孰非其奇耻大辱？使为之率将者，果有恢复境壤，拯民涂炭之心，自不以消除关洛为已足；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为其所卵翼裁成者，自亦不敢启思归之念，怀欲货之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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