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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为这八名学员的“名誉家长”
以来，噩耗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接踵而至。
参加完毕业典礼，作为“家长”
的梁氏夫妇等来的不是捷报，而是接二连三的阵亡通知书。
那位在雨夜拉小提琴的男孩叫黄栋全，可以说是林徽因的救命恩人了。
他是学员中牺牲较早的一位，阵亡在昆明的战斗中。
黄栋全死得特别惨，被击落后，尸体都找不全，梁思成一块骨头一块肉地寻找拼凑尸体。
他是名誉家长，学员一牺牲，阵亡通知书就寄到家里去了。
一封一封的阵亡通知书压得梁家人喘不过气。
他们还未来得及为上一个“孩子”
多洒几滴眼泪，后面的死讯又劈了下来。
他们的心碎了又碎，直到成为粉末。
除了心碎，更多的是愤怒、屈辱和焦虑。
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根本就是懦弱无能的政府的陪葬品。
当时国内的空军装备严重落后，远不能和日本侵略者相抗衡。
空军作战使用的主要还是二十世纪的古董，一种帆布蒙皮，敞着驾驶舱的双翼战机，飞行员称这种飞机为“老道格拉斯”
，又笨又慢，火力也很弱，和日军的战机性能天差地别。
空战中高度是制胜点，日军战机能一下子拉高，“老道格拉斯”
就只能一圈一圈往上爬。
如果侥幸占了优势而一次俯冲射击不中的话，就很难再有攻击机会，只能等着挨打。
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些后勤部门的官员竟然发国难财，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得不到全部保证，飞机经常出现故障。
淞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空军能参战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飞行员甚至只能驾驶由民用飞机改装的战机，许多年轻的飞行员还来不及还击，就献出了生命。
据说那时候的空军学员由航校毕业到战死，通常寿命只有半年。
林徽因的九个飞行员弟弟中，最后一个牺牲的是林耀（林恒阵亡于1941年3月）。
1944年的一个黄昏，第九封死亡通知书飞进了林家，林耀在衡阳保卫战中被敌机击落。
由于中国军队仓促溃败，他的飞机和遗体都没能找到。
一个那么明亮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就像从未存在过。
林徽因在病榻上翻看着这些孩子的遗照和日记，度过了一个个被泪水浸透的漫漫长夜。
因为林徽因一家和这群飞行员特殊的情谊，每年的“七七事变”
纪念日中午十二点，梁思成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悼念所有认识和素不相识的抗日英魂。
这三分钟是全家最肃穆的时刻。
多年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数次写文章，专门回忆和悼念这几位飞行员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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