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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
，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
，否则就是“流民”
。
“路引”
实际上就是介绍信，有了它才能异地远徙、住店，不然就会被遣回原籍。
朱元璋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明朝初立，流民失所，政府缺乏准确的户籍信息，加上过去的信息搜集方式原始且效率低下，如果不能准确、大量地掌握户籍信息，国家的税收和管理将无从谈起。
朱元璋想尽可能地将百姓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核查户口、强化户籍管理势在必行，户帖和黄册的实行使得人口统计有章可循。
在实现人人都有“户口本”
之后，朱元璋又开始在全国派发土地证——鱼鳞图册。
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丈量工作，将土地的类型、贫瘠程度、四周地貌的分布全部一一登记造册，为朝廷的征税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四民之中，农民最苦。”
体恤农民是因为朱元璋自己当过农民，爱惜农民是因为朱元璋知道农业是天下根本，只有让农民安居乐业才能天下太平。
他的努力在明初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经过治理的洪武一朝，全国户数达到了10652789户，人口60545812人，耕地面积统计为8804623顷，夏秋粮合计为3100万石。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自豪地颁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
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
明朝初年，洪武帝的治国方针确实为社会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随着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与市场经济发展，户帖与黄册显然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而好不容易清查出的土地，也随着基层管理权力移交到士绅手中被兼并蚕食，皇族对土地的觊觎让这种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朱元璋心中那“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的田园牧歌式的场景终究没能够实现。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朱元璋一口气将自己的十几个儿子全部封为了藩王。
册封仪式结束后，朱元璋宴请群臣，觥筹交错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对群臣说道：“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
朕躬率师，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
然天下之大，必树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
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分镇诸国。
朕非私其子，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于是，两千年前西周的“分封制”
又被朱元璋搬上了历史舞台。
洪武帝似乎对西周的分封制度情有独钟，在编纂《皇明祖训》时就将这条编于书中，“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
，就连诸王的“册宝”
也严格按照西周的尺寸定制。
一提到“藩王”
，我们通常能想到的就是西汉的“七国之乱”
和西晋的“八王之乱”
，后者更是导致了国家政权的长期动**，这些前车之鉴难道朱元璋不知道吗？非也，洪武帝对此还做过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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