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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恰当。
其实关于藩王可能会造反的问题，建文帝很早就考虑过，而且在怎样解决的大方向上还算得上处理得当。
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朱允炆曾经问过一个尖锐的问题：“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老皇帝显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沉默良久无法作答，只能反问孙子怎么办。
朱允炆答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
可以看到，建文帝在面对处理藩王的问题上思路清晰，可圈可点，但问题就出在具体执行上，这位涉世未深的小皇帝在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总是“拎不清”
。
优柔寡断、遇事善变又多疑是建文帝的致命缺点，作为最高统帅，他的这些缺点把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擒贼先擒王”
，削藩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燕王。
黄子澄却惧怕燕王势大，主张先从周王下手。
于是建文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削了周、齐、湘、代等几个并未构成威胁的藩王，速度虽然快，但这些举措对巩固中央的统治来说无关痛痒，且善后工作做得不好，反而激化了矛盾。
燕王经营北平数年，根基牢固，大臣建议将燕王改封藩地，削弱其根基，建文帝又没听。
燕王起兵后，建文帝起用老将耿炳文北伐。
耿炳文是洪武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具备丰富作战经验的战将，早年屡次打败张士诚的军队，这次朱允炆总算是在纷乱的大局中下对了一步棋。
可是出师前建文帝居然对主帅耿炳文说出了“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
这样的话，两军对垒，大战在即，皇帝说出这样的话，下边的将领该作何感想？又怎样能施展拳脚？战争开始不久，这位高层统帅还没打几仗，就因为小小的真定之败被建文帝以曹国公李景隆替换。
李景隆是个典型的“官二代”
，眼见一起配合攻城的南军都督瞿能就要破城，他却害怕被抢功而叫停了攻势，就这样错失了改变历史的机会。
后来，更是在燕军攻南京时玩起了“无间道”
，直接“放水”
。
朱棣登基后，李景隆被授予左柱国、太子太师等衔，列于群臣之首，风光无限，更加让人怀疑他其实是燕王的卧底。
靖难之役的初期，朱棣的攻势进展并不顺利。
燕军长驱南下时，在齐眉山受到明初大将徐达的长子徐辉祖的阻击，就在燕军军心动摇之时，建文帝却下令把徐辉祖撤了回去，朱棣得以缓过气来。
以后南军“诸将势孤，遂相次败绩”
，燕军很快推进到南京城下。
建文帝的队友们表现得又如何呢？在削藩之前，朱棣的三个儿子（世子朱高炽、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全在南京为质，于是他以病重为由希望儿子回北京见自己最后一面。
黄子澄居然觉得不放人质会授人以柄，激怒燕王造反，于是建议建文帝将燕王的三个儿子全部放回去了，朱棣得以毫无顾忌地起兵。
而身为兵部尚书、建文帝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齐泰，在敌军兵临城下时并没有恪守文人气节，反而用墨将白马染成黑色，落荒而逃。
可笑的是奔跑途中马身出汗，墨汁脱落，齐泰反而因此被俘。
智囊团中建文帝最看重的大儒方孝孺，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却一直醉心于“改制”
，心向周礼，意欲改官制、并州县、行井田，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与齐泰不同的是，方孝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至少守住了文人的气节。
朱棣进南京后想让作为儒士正学代表的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但方孝孺不为所动，只是放声恸哭。
朱棣虽然恼怒，但还是好言相劝。
不料方孝孺不但不领情，反而一直质问朱棣：“建文帝虽身死，为什么不立建文后人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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