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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张居正——帝国经济的续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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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墨西哥。
一艘华丽的西班牙人的盖伦舰在墨西哥港口内准备起航，它的舰楼绘制着绚丽的色彩，甚至连边缘都镶嵌上了金丝，舰楼内部更是被绘满《圣经》人物的壁画。
这艘船上载有包括经验丰富的高级船员（officers）、领航员（pilotomayor）、掌银官（maestredeplata）、押运官（fiadores）、代表国王利益的监督官（veedor），以及记录所有登船货物的书记官（eso）和士兵在内的近百人。
盖伦帆船（英语：Galleon，西班牙语：Galeón）结合了卡拉维尔型与克拉克型帆船的优点，将龙骨到吃水线的深度增加，降低了重心，从而获得更大的长宽比，提高了速度和灵活性。
为了适应长期的海上航行，这种远洋帆船还将船尾改为窄长的方平船尾，不但增加了船速，而且可以支撑更大的艉楼，让随船军官们的船舱变得更加舒适。
帆船下层的甲板是贯通的，这样重型火炮能够安放于下层甲板上，能远洋、可载货、有武装。
16—18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贸易航线遍布盖伦船的身影。
虽然西班牙人宣称盖伦船是他们的专利，但是欧洲各国都装备了富有本国特色的盖伦舰，西班牙人用它装货物，英格兰人用它来抢劫。
从墨西哥启航的这艘盖伦舰，目的地是远在大洋彼岸的菲律宾的马尼拉，船上装载的货品很单一，只有白银，都将被用于购买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澳门，葡萄牙人在往自己的船上装运中国的生丝，这些生丝将北上运往日本，在那里用于交换白银。
因为日本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矿的发现，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由日本产出，而这个岛国也被西方人形象地称为“银岛”
，人们则给完成贸易从日本返航的葡萄牙帆船起名为“银船”
。
不管是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运来的白银，还是葡萄牙人从日本换取的银子，最终的归属地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紫禁城。
登基不到一个月的穆宗，大明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朱载垕正在阅览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章，当他看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
的内容时，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涂泽民的奏章很快被批准了。
从这年开始，大明王朝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
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时间往前倒流二百年，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龙椅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急不可待地下了道圣旨，海民不得私自出海。
从此大明历朝历代实行海禁，但屡禁不绝。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思想严重。
我们知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所有出现的社会问题都是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结果。
比如说倭寇问题，甚至北方的边患也是违背经济规律所产生的现象，前朝嘉靖的“庚戌之变”
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人说中国的故步自封是从明朝开始，其实不尽然，虽然政府层面的海禁始于明朝，但实际上，地理大发现时代中，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中国不但没有失去与世界的联系，反而成了这一时代的最大赢家。
15—17世纪的航海技术和航海设备远远不及现代这么发达，但是当时中国民间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却繁荣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不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明朝一直严密封锁的日本人，都从来没有真正和明廷断绝交往，各国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赚得是盆满钵满，与此同时也把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带往了世界各地，掀起了世界对神秘中国的崇拜。
这一阶段，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中国人随着贸易航线来到了东南亚、日本，在这里生根发芽。
大明王朝也在这几百年的贸易流动中疯狂“吸金”
，催生了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促生了江南的繁华人间。
中国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歇与世界的对话，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正德十六年，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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