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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货币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纸币在使用和流通上具有便捷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贵金属的稀缺。
货币就像润滑剂一样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在没有严格调控的年代，金属货币更是促进贸易流通的硬通货。
中国的贵金属产量本来就不是很高，特别是白银。
像明代盛产白银的云南地区，一年的产银量也不过是区区的20万两。
那么最简便快捷得到金属货币的办法就是与世界产银地区进行贸易，用中国的丝绸、茶叶等获取白银内流。
宋元两朝这种情况就比较好，因为奉行开放的对外政策和商业政策，世界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到了明朝，从开国初期朱元璋下令禁海，只指定和部分国家进行朝贡贸易以来，给中国的贵金属流通造成了很大困难。
即便是隆庆开关之后，因为政府对贸易限额有着严格的配给，每年给海商发放的通商许可不过百余张，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太明显的缓解。
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从宋元以来很多人就靠贸易发家，海贸的限制让他们无所适从。
但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法打破的，虽然官方明令禁海，但是民间资本面对巨大的利益**，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外贸易。
其实从16世纪欧洲人的航路到达亚洲之后，以亚洲和欧洲为中心的两个巨大的经济体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地区，到了明朝中后期，就连内地的徽商也组团投资海外贸易。
而这些商团的贸易形式跟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人如出一辙——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由他们组织人力运输到各大港口，如日本的长崎、中国澳门以及菲律宾，在这些地方再由欧洲人的商船运往欧洲以换取真金白银。
以上的贸易大部分没有政府的通商证，说白了属于走私，所以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除政府的打击外，一旦进入公海还要面临着各国武装力量的威胁。
彼时的东南太平洋是繁忙的商业航道，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让这里的洋面上充斥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
这些国家的商船最大的特点就是全副武装，他们亦商亦盗，明朝的船只很难在海上与其抗衡。
一旦与这些武装商船相遇，运气不好的话连身家性命也难保。
特别是荷兰人在16世纪末成功摆脱西班牙统治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凭借着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与武器装备，荷兰人很快在东南亚航线取得优势，劫掠其他国家的商船成了荷兰人最爱干的事情。
公元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燕·彼得逊·昆（Jaerszoon）就下令有组织地对中国商船进行劫掠。
于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走私集团在大笔赚取白银的同时，还有一件货物引起了他们的兴趣，那就是西洋的火枪与火炮，毫无疑问，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
于是很多走私商团也形成了武装性质的海盗商团，而我们提到的料罗湾海战的主人公郑芝龙，正是武装商团出身，甚至参加海战的整个部队名义上是明朝的水师，实质上就是郑芝龙的私人舰队。
郑芝龙舰队的出现，让东南亚的海上格局发生了改变。
郑芝龙更是在料罗湾海战之后牢牢掌控了东南亚地区的航运贸易，这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能够令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俯首称臣的时期。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郑芝龙出生在福建南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与内地尊儒尚耕的文化不同，地处沿海的福建自古以来就与海洋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自宋朝以来，开放的贸易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当时福建的泉州可谓是世界级的贸易港口。
福建商人的生活水平在宋元两代可以算是富人阶级的标杆。
到了明朝，虽然国家总体上实行禁海，但是巨额的贸易利润让走私成了福建人的首选工作，生丝、绸缎的利润基本在100%，个别稀缺品如香料、肉桂的利润最高能达到500%以上！
一句话形容就是，何以脱贫？唯有走私。
而在成年时，郑芝龙的家境逐渐艰难，看着邻居们开着豪华帆船出游东南亚，带着一箱又一箱的银子回来，郑芝龙毅然加入了下南洋的队伍。
时势造英雄，历史上评价郑芝龙是“性情逸**，好拳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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