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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企业的小伙子”
们并没有我原本希望的那么友好。
拉广告比找撰稿人困难得多。
能采访演员布莱恩·福布斯，或者发表作家加文·马克斯韦尔的文章，我们很高兴，但他们不会带来资金帮助我们管理和发行杂志。
在《学子》上登整版广告，我们的收费是250英镑，而18版面则降低到40英镑。
例如，在打了无数次电话后，我设法拉来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它们是智威汤逊公司、金属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经济学人》、英国煤气委员会、劳埃德银行、兰克电影公司和约翰·莱恩工程公司。
这9幅广告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是我从最初的300多家潜在广告客户名单中想尽办法争取到的。
要支付3万册创刊号的印刷费，这笔钱也足够了。
我用它在顾资银行开了个账户，我父母一直把钱存到这里，把它作为我们家的清算银行。
在他们的顾客中，也许只有我光着脚走进去，要求获得1000英镑的透支额。
在《学子》存在的那些年中，拉广告一直都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显然《学子》仍赚不到钱。
我开始想出各种办法让它朝其他方向发展，提高它的知名度，如创办《学子》联合会、《学子》旅游公司、《学子》住宿中介公司。
我并未把《学子》视为名词，或把它自身当作目标；而是把它视为形容词，一个能让人们从中辨认出某种关键价值的词语，是整个一系列服务的开端。
用20世纪70年代的话说，《学子》杂志及其倡导的一切都应该具有“嬉皮”
风格。
《学子》是个灵活的概念，我想探索这种灵活性，看我能把它推动多远，它会走向何方。
在这方面，我有点疏远我的朋友们，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杂志以及他们希望报道的学生政治上了。
彼得·布莱克说，有朝一日，学生革命以及参与其中的学生都将变得过时，他似乎说得很对。
然而，30年后回过头来再看看最初的几期《学子》，我却惊讶地发现，情况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那时，《学子》登载了尼古拉斯·加兰的“特德·希斯”
漫画，多年后，这个漫画人物仍然存在，直至加兰去世。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戴维·霍克尼、达德利·摩尔和约翰·勒卡雷都仍然有很高的新闻价值，而布莱恩·福布斯和凡妮萨·雷德格雷夫——或者，至少他们的女儿们——也仍然出现在新闻里。
地下室的生活乱成一团，但无所不包，乱中有美，正是在这种混乱中，我逐渐茁壮成长起来，此后也一直如此。
我们从来就没什么钱，却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们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队。
我们一起工作，因为这有趣，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起生活很快乐。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就开始来采访我，来看看我们在忙什么。
我们创造出一种可以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完美方法。
他们到来时，我就会坐在桌旁，用胳膊肘夹着电话。
“见到你真高兴，请坐。”
我会一边说，一边向记者招手，让他坐在我对面的懒人沙发里。
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坐得舒服点，他们会在这个别扭的椅子上不断调整姿势，并从褶层里掸掉鹰嘴豆泥残渣和一堆堆烟灰，这时，电话就会响起来。
“谁能接一下电话吗？”
我会问道，“现在——”
我把注意力转向记者，“关于《学子》，你想知道些什么？”
“泰德·希思【14】打电话找你，理查德。”
托尼在对面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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