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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除大型宫殿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
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
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首次发现。
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从未有其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很明显，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规模、等级、规格乃至气势来看，这里曾经存在过都城已成定论。
但有些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历40年的发掘，踏遍了遗址的四周，居然没有发现城墙，甚至连壕沟也没有发现，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一座无城之都。
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以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等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
1962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
，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提高和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随着二里头遗址蜚声中外，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导致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有的认为是商都，有的认为是夏都，有的认为是一半是夏、一半是商，有的认为少量是夏、多半属商或商都。
各种观点、各种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到郑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两者之间都有人试图切上一刀，以作为夏、商的分界。
从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张和观点来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接下来，简略叙述夏朝之后的商朝，以及与商朝甲骨文发现与历史嬗变之谜。
神秘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文字，它们的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们“结绳记事”
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
。
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之前，它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药店。
而这些古文字被确认之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关于谁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学术界公认王懿荣是鉴别和认识甲骨文的第一人。
王懿荣，山东福山人，字正儒，号廉生，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个官宦世家。
他的父亲曾以兵部主事由京城回家乡办团练，受到皇帝的嘉奖，赏戴蓝翎，加员外郎衔。
王懿荣长大成人后，曾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
其人“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货泉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
。
因为收集和研究了许多古代文物，又曾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潘祖荫、翁同龢、吴大澂等人一起切磋学术，在金石文字方面有深厚的造诣，才奠定了他后来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甲骨文划时代的伟大发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皇家大学的校长）的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仍不见好，京城里有一位深谙医理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
，王懿荣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
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忽然发现“龙骨”
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
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他立刻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
这个意外发现使他兴趣大增，于是又派人将达仁堂中带有文字的“龙骨”
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收购。
不久，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维卿又携带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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