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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还伴有鲜明的占星术特点和强烈的政治色彩。
《周易·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周易·系辞上》也说：“天垂象，见吉凶。”
这里说的天文就是天象，按中国古代占星家的理论和学说，宇宙天体与人间社会可相互感应，天象的变化乃是上天对人间祸福的示警。
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理不仅促使统治者垄断一切天文占验，而且使他们不得不辛勤地观测天象，以便寻找天象与人事之间的某种联系。
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占星家，这些人几乎都以他们各自的占星术对当时的政治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历史上的占星家关注的天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奇异天象，另一类则是五星运动。
关于奇异天象的占验比较简单，因为某一颗星主掌某事都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于是占星家根据它们的变化特点，便可预测吉凶。
相对而言，五星的占验就复杂得多，不仅各星所具有的吉凶性质不同，而且它们的动态所反映的吉凶情况也不同，占星家们把已经掌握的五星在一个运动周期内的运动情况作为五星的常态，如果它们的运动与常态相违背，就可以依据不同的变化来确定吉凶。
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全、系列之长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正是古人留下的这笔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
不难理解的是，由于天象自身所具有的周期性，根据其运行规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完全可以对文献记载中早已逝去的天象进行回推，这种推算方法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已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这些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从而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年代学中，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某些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李学勤、席泽宗等专家就注意到天象的研究将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参考国外的天象研究方法，专门列出了“仲康日食”
“武王伐纣天象”
“懿王元年天再旦”
等研究课题或专题，并由工程首席科学家、科学史界的翘楚席泽宗具体负责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有关学者，对各个项目进行分配，然后分头研究。
奇异的夏代天象
从文献记载看，夏代有“五星聚合”
“仲康日食”
两条天象记录，这两条记录可以通过科学的推算来考察夏代纪年。
据《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另据《古微书》载：“帝王起，纬合宿，嘉瑞贞祥。”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汇聚在很近的距离内，或如连珠，或如拱璧，异常壮观。
这种特殊的天象，自然引起特别的关注与诠释。
古人多认为，五星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动态与政治、灾祥有密切关系。
“五星循度，为得其行，则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乱行则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
由于五星聚合关系到天下兴亡，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并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许多五星聚合的现象被记录下来，并得以留传后世。
利用五星聚合的历史天象记录，讨论解决古史年代学问题，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曾做过尝试。
随着电子计算机和天文力学理论的快速发展，计算行星在天体上的准确位置已不困难。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天文学家对五星聚合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如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等学者通过具体的天文计算，系统地讨论了中国古籍中记载的8次五星聚合记录，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记录，从而对西周共和以前的古史年代提出了许多具有参考意义的新见地。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关于“禹时五星聚”
的天文记录推算，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韬和南京大学天文系蒋窈窕两位天文学家负责。
夏朝建国的年代，按一般年代估算，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两位学者应用美国ARC软件公司开发的先进软件，在围绕这个年代前后相差一二百年的范围内搜寻，结果发现有一次非常理想的五星聚合。
这次特殊的天象，就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
电子计算机显示，从2月中旬起，在黎明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非常醒目壮观，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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