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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侯马镇独立建市，山西文管会考古人员杨富斗等人受命参加中央城市设计院对侯马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等综合条件考察。
就在这次考察中，在白店、西侯马、宋郭、牛村等地的断崖上，发现了东周时期的文化层并引起国家文物考古界高层的注意，侯马晋国遗址调查、发掘、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
1956年春夏，文化部文物局派出文物专家顾铁符率领一支由全国10家文物单位组成的考古队，会同山西文管会开赴晋南进行文物调查。
经过勘察、钻探，确认侯马是“一个遗存相当复杂，十分重要的古代遗址”
。
文化部文物局对此高度重视，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请在京的历史学家及考古学家赴现场了解情况。
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结合地形、地望，顾铁符等专家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晋景公由故绛迁往新绛的都城——新田。
《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韩献子……对曰：‘不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公说，从之。
夏四月丁丑，晋迁新田。”
此为公元前585年4月13日之事，新田成为晋国最后的首都。
韩献子有幸言中，晋国首都迁往新田之后，晋公室励精图治，积极开疆拓土，国势日盛，由最初“方百里”
的蕞尔小国，逐渐拓展至包括今山西全境，外连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四省部分地区的广阔地域，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势的诸侯国，作为“春秋五霸”
之一，持续时间最长，达一个半世纪。
正是在这个新兴都城宫殿连宇的舞台上，上演了赵氏孤儿、魏绛和戎、悼平复霸、六卿倾轧、三家分晋等一系列血雨腥风、波澜壮阔的悲壮话剧。
自景公迁都至公元前376年，晋国在新田共历经13代国君，凡209年。
赵、韩、魏三家卿大夫分晋之后，苟延残喘的晋国最后一个国君被驱逐出宫，此地属魏，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终致衰落颓败，整个都城和地望湮没于战国争雄、秦汉兴替的硝烟风尘之中不复与闻。
山川有灵，大地有性，迷失了两千余年的晋国都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再度向世人一泄其密。
为抢救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谋流传而悠远之，当年10月，山西省文管会设立了侯马工作站，正式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专业工作站。
鉴于侯马遗址的重要性，1960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列为全国重中之重，抽调中科院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所、文化部文化学院以及河南、山东、江西等文物部门的考古人员前往援助，山西文物部门同时抽调各县文化馆共20余名干部前往参加。
其精良的队伍，强大的阵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考古发掘所罕见，而国务院就一个地区的考古工作下发通知，在整个20世纪考古发掘史上空前绝后，侯马遗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政府与国人心目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此次发掘共有上百人参加，场面蔚为壮观，号称全国首次“考古大会战”
，发掘面积近20万平方米。
这是国内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青铜时代铸铜遗址。
发掘出土的铸铜陶范5万余件，其中1000多件上有精美花纹。
陶范从大到小，大到有一人多高的编钟，小到空首布、车马器等，门类极多，各具**。
在各类器物中，又以铜鼎、铜编钟闻名于世。
整个遗址的生产规模、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反映着当时晋国青铜工业和物质文化的卓越成就，并彰显出晋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造能力。
而作为一个古代都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铸铜遗址的发现发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晋国后期都城——新田，就在今日的侯马。
侯马盟书透露的信息
当考古界沉浸在侯马铸铜遗址“考古大会战”
喜悦之中时，想不到一年之后，侯马盟书横空出世，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目光骤然投向晋南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
1965年12月中旬，离侯马呈王古城2.5公里处的秦村，侯马电厂基建施工正在进行，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派出陶正刚、张守中等专业人员配合工程勘探，而曲沃农中的一批学生也在施工现场进行勤工俭学劳动。
整个工地机器隆隆，人声鼎沸，学生们在一个边角取土时，发现土中埋压着一些薄薄的、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石片，上面隐约有一些细小的符号。
出于好奇，学生们你一片、我一片地装进口袋，准备回校后仔细把玩。
此时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些石片的出土意味着什么。
中午收工的时候，一位老师遇到从另一边走来的陶正刚，顺便提了一句学生们在土坑中发现小石片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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