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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址规模、地望，以及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等方面推断，除白店古城为晋景公迁都之前的营聚点或居邑外，其他9处都应是晋都新田宫署及其附属遗址。
其中最著名的为侯马西北郊的平望、台神、牛村等三座古城，三城呈“品”
字形，边角有叠压关系。
平望古城夯土台基可分为三级，属于超大型宫殿格局，据发掘者推断，应为晋国的公宫。
公宫乃晋国君臣商议国事，颁布政令之处，《左传》多次言及晋公与诸大夫“盟于公宫”
，这个“公宫”
当指此处。
与平望古城相邻且略有叠压的牛村古城，经探明东城墙全长1390米，南城墙宽1070米，一般墙基厚8米至9米，中间至今雄立于表土之上的夯土台基，有可能为史上记载中的“固宫”
。
正是这3座“品”
字形城址，构成了晋国后期200余年经国之业的政治中心。
就筑城的先后顺序而言，平望古城是最早的宫城，另二城则是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
这一现象恰好见证了晋国霸业从发轫、鼎盛，直至最后衰亡的历史过程。
稍后发现发掘的呈王、北坞、马庄3座较小的古城，或为国之宗庙，或为卿大夫私家势力盘踞的窠臼，而其他3座更小的城址，当为士大夫所居之所。
遥想当年（公元前497年），晋国六卿矛盾激化，不可一世的范氏家族，联合中行氏，发私人武装围攻赵氏家族之宫，迫使赵氏家族首领赵简子弃宫北走晋阳。
据考古人员推测，呈王、北坞、马庄3城，分别为赵氏、范氏、中行氏3家所拥有的可能性极大，那惊心动魄的搏击拼杀，这3座城池当是最直接的见证者。
只是2000多年岁月飘零，风雨剥蚀，无论是古老的大城还是小城，皆成残垣断壁于旷野中形影相吊。
往昔的繁华，钟鸣鼎食的盛景，连同宫帷帐下那关系着天下风云的烛影细语、血雨腥风已成为历史的烟尘渺不可及，只有一堆黄土顶着四散飘零的荒草，在无声地提示着那个已经逝去的诸侯大国曾经的辉煌。
晋侯墓地的发现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这个课题中，专门设置了“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
这一专题，由北大考古系教授、天马—曲村遗址发掘者之一刘绪具体负责研究。
按照刘绪的解释：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设置这一专题，除了天马—曲村遗址像琉璃河、丰镐等西周遗址那样，有比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测年的系统样品外，它本身的文化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连续发展的，特别是发掘的几百座中小型墓葬，含碳标本极其丰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应俱全，这就为14C测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包括天马—曲村遗址在内的晋西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至今未发现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的遗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却突然冒了出来。
因为没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遗存就更容易确定，同时也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个文化现象出现，有人说是商代晚期，有人说是周代早期的争论。
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实上当西周建立王朝之后，不可能将商人全部杀光，只要人活着，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马上消失，必然沿着惯性延续一段时间。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要准确地划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当困难的。
天马—曲村遗址的特殊性就在于，只要出现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还是周代的，同时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混乱情况。
至于出现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个时期的，可以参照出土的各种器物和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印证，但必须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扰，这便是天马—曲村遗址发现、发掘在历史年代学上的独特之处和重要意义。
既然天马—曲村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别，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接近晋国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
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距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应该接近或相距不远了。
又因天马—曲村遗址是离周朝的首都丰、镐最近的一个封国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丰、镐遗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
事实上，从两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遗存也是相同的。
这样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可牵涉和限制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定年。
也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测年所得的数据，不能早于武王克商之年，如果早于这个时间段，就证明原来学者们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是错误的，因为晋（唐）国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后才就封的。
同理，该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于武王克商许多年，至少不能晚于成王在位的年数。
由此，天马—曲村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将武王克商之年死死地卡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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