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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可发于外，毋待于内，以时发之。
火发上风，毋攻下风。
昼风久，夜风止。
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不修其功者，凶，命之曰费留。
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
（见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十三篇）
篇中除了说明实施火攻的天时地利、方式方法外，还将水与火的两种攻击方法做了对比。
强调用火辅助进攻，效果显著；用水辅助进攻，攻势强大。
水可以达到把敌人分割、阻绝起来的效果，却不能夺取敌人的积蓄。
根据吴军后来失利的切身体会，孙武特别指出：“凡是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邑，而不能修道保法、巩固胜利成果的，就必然会有祸患。
这种情况，叫作劳民伤财的‘费留’。
所以，明智的国君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贤良的将帅要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
最后一段文字，便是孙武对于吴国远征军破楚入郢之后，因“不修其功”
最终导致失败这一教训的深刻反省与检讨。
图5-5墓内出土的《孙子兵法》木牍摹本
除根据战争实践不断地反思自省，修订补充视若生命的《兵法十三篇》之外，在尽可能的范围和情况下，孙武仍热切关注着吴国的命运，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施加着自己的影响。
此时已经强大起来的吴国要想进一步发展并称霸争雄天下，就势必要在“南服越人”
和“北抗齐晋”
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选择，并需要在决策和行动上分轻重缓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尽量避免在同一时间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这一大的战略决策确定之后，在南进还是北上的问题上，在吴国庙堂之上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以伍子胥为首的部分文臣武将，坚决主张南进伐越。
而以阖闾、伯嚭为首的一派，见强楚已破，渐渐滋生出一种引兵北向中原，与齐、晋等超级大国一争雌雄的雄心壮志。
孙武此时虽已被隔离到最高决策圈之外，由于他在征楚战争中所显露的卓越才华和崇高威望，加之和伍子胥的私人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不甘寂寞，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两派相争的旋涡。
在这个热得有点发烫的旋涡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子胥一边，竭力主张南进伐越。
在他看来，位于吴国南部并相邻的越国，尽管属于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但它长期与超级大国楚国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一直与吴国作对。
现在它的盟友楚国已遭到了吴军的重创，但它似乎并未引以为戒，反而亡吴之心不死，摆出一副爱谁谁的架势，不知深浅地增派大军压迫吴境，张牙舞爪，兵锋咄咄，大有闻风而动，一举吞灭吴国之势。
相对于越国的敌对态势，北边的齐、鲁、晋等大国则显得并不那么迫切和严峻。
按照子胥的说法，北边的齐、鲁不过是吴国身上的一块“疥癣”
罢了，即是攻陷齐鲁，也“譬犹石田，无所用之”
。
而越国则是吴国的心腹之患，如不尽早将其放倒摆平，则必受其大害。
因而，孙武除了私下里向南进还是北向的决策圈施加自己的影响外，还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南越国对吴国的威胁以及即将形成的心腹之患，并以越国为假设之敌，形象地阐明了自己的战略原则与政治主张。
这一原则与主张，大多通过不同的渠道献给了阖闾，有一部分精华留在了其不断修撰的《兵法十三篇》中，为后世所了解。
阖闾、伯嚭之流尽管与孙武、子胥的观点和主张持相反的态度，但毕竟越国近在咫尺，并屯兵边境，整日对吴国虎视眈眈，隔三岔五地还要来一次骚扰进犯，弄得吴国上下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在这种情况下，阖闾不得不暂时采纳孙武、伍子胥等人的战略方针，将进攻打击的矛头首先对准越国，并等待机会给对方施以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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