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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冢时，意外发现这位死于公元前202年的长沙王，他的墓虽历400多年的土埋水浸，墓主人仍衣帛完好，面色如生，犹如刚刚逝去一般。
至于那随葬的大批奇珍异宝、丝帛服饰更是光彩夺目、艳丽如初，令人瞠目结舌。
随着长沙郊外无数巨冢大墓被盗掘，孙坚庙得以顺利建成。
与此同时，长沙上层的大小臣僚也借机发了一笔鬼魂财。
而作为一代霸主的吴大帝孙权，得知先父的功德碑已赫然矗立于长沙的庙堂，同时他也得到长沙官僚进献的盗墓所得奇珍异宝后惊喜异常。
他除了毫不犹豫地对长沙官僚们大加封赏外，也从他们的行动中受到启发，觉得发鬼魂之财实在是一项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在这个邪念的驱使下，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诏令官兵在都城建业（今南京）郊外悄悄干起了刨冢掘墓的勾当。
当那些从坟堆里掘出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宫廷时，孙权更是精神大振，惊喜万分，并决定将这个买卖继续做下去。
其地点不只局限于建业一地，还要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一切可能的地方。
主意打定，孙权便找来一帮臣僚专门负责招聘行家里手，打探巨冢珍宝的处所。
当孙权得知南越国的国王赵佗死后曾陪葬有大量奇珍异宝并且其墓一直未被后人盗掘时，立即命将军吕瑜亲率5000名精兵，翻越雾瘴弥漫的五岭，在南越国故地大张旗鼓地搜寻、盗掘南越王家族特别是南越王赵佗的墓冢。
由于南越王赵佗及其后世子孙的墓冢极其隐秘，吕瑜和手下兵将于番禺城外的山冈接岭处伐木毁林，凿山破石，四方钻探。
折腾了半年，总算找到了赵佗曾孙、南越国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葬。
从这座墓穴盗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
等大批珍宝。
但令孙权大帝颇为遗憾的是，直到吕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岭南返回东吴腹地时，也始终未能获取有关赵佗和其次孙赵眜的墓葬秘所，哪怕是点滴的线索也没有。
龟岗古冢
孙权兵发岭南掘冢觅宝的行动，再度引发了当地掘冢刨墓的风潮。
当吕瑜的大军撤出后，整个岭南大地盗贼蜂起，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连绵的山冈野岭。
他们绞尽脑汁四处访凿，希图搜寻到连孙权大军都无从探访到的赵佗以及赵佗家族的墓葬。
令盗贼们恼恨和失望的是，任凭怎样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辉煌的梦想一个个变成泡沫，化为乌有。
历史的长河跨越千年时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岭南台山一个叫黄葵石的农民在广州东山龟岗建房时，在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古冢，从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等多件随葬品，同时还出土了上刻“甫一、甫二、甫十”
等字样的椁板。
古冢的意外发现，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唤起了人们渐已淡忘的记忆。
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便是当年孙权派将军吕瑜寻而未获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墓冢。
有的学者经过冷静而深入的研究，认为这座古冢只不过是南越国某位高级贵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国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广州郊外的山冈接岭处，深藏未露。
于是，围绕东山龟岗古冢是否为南越王墓的问题，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论战波及之广，连当时最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卷了进来。
从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对此墓属于南越王的墓葬坚信不疑。
就在这场吵吵嚷嚷、各执一词的论战中，现代田野考古学由中国北方传入偏南一隅的广州。
1931年，广州黄花考古学院成立，标志着岭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萌生与开始。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为期30多年的风雨变幻中，考古人员根据汉朝陵墓大多远离都城百余里的特点，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知识，判断当年南越国的赵佗一定会承袭汉制，其陵墓不会建在广州近郊，而应在稍远的山峦深处。
由此，考古人员依据这种推断，将调查、探寻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广州城外远郊县区的荒山野岭之中，并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10年间，在广州市郊34个地点发掘南越国时期的墓葬200余座。
但令这些新时代考古骄子颇为沮丧的是，如此大面积地探寻和发掘，依然未找到赵佗及其子孙墓穴的半点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田野考古经验的积累，广州市考古人员渐渐感到过去的推断可能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也就是说，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的墓冢可能在广州城的近郊而不是在偏远的山冈野岭。
在这种新思维的驱使下，考古人员遂调整方向和目标，开始舍远求近，将重点放在城外近郊的调查和发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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