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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
。
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
。
而私下他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
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
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
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
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
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
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
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
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
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
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
乾隆复归清东陵
雍正不明不白地暴崩了，他的儿子弘历光明正大地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乾隆皇帝。
乾隆登基之后要做的一件关乎清王朝也更关乎自己的大事就是选择万年吉地。
自从雍正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
的丧葬制度而埋骨于京西易县境内后，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
当吉地选好后，乾隆却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
数日后相得胜水峪“龙盘虎踞，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
。
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日动工兴建。
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这里改道分岔。
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另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丧葬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
如此做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干系，主要是乾隆考虑到，若从自己之后起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
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他才做出了这一抉择。
关于这一点，乾隆在六十年（1795年）将皇位让于其子嘉庆时，在十二月二十日的谕旨中说得很是明了：“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
乾隆元年，朕诏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
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
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着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
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
我朝景远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
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
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此谕。”
乾隆的诏谕除说明了他将寿宫选在东陵的原委外，还做了“兆葬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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