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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考古常规，发掘工作完毕，只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出土器物进行整理，然后写出全面的发掘报告，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后结束。
但定陵的发掘却不是这样，发掘工作完成后，工作队解散了，各自回到原单位或下放劳动。
工作队解散，定陵博物馆建立，开放参观，但是并没有继续工作队未完的工作。
20多年之后，再到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时，有些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了。
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是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痛心遗憾之余，而损失已无法弥补。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运动的冲击、人为的破坏，也许主要还与认识或当时当地当权者责任有关。
一个文化工作者，如果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识甚至起码的热爱，损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30多年以后，夏鼐所长说了句不无遗憾的话：“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30年也许更好。”
至此，我才理解他与郑振铎当初一再反对发掘的含义和后来上书国务院请求制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
定陵发掘完成后，地下宫殿开放，陈列一些出土器物，并不能满足多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全面地系统地详细地反映陵墓发掘与出土文物的“报告”
就显得特别重要。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盼望、催促与责难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遗憾的是，报告问世，已经30多年过去了。
对人类历史来说，30年不算个大数字，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之中又能有几个30年？发掘工作于1958年完成，再回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已是1979年底，而1991年新年前夕我才看到发掘报告的样书。
我久久地望着几十万文字、几百幅图像、拓片、照片、厚厚的八开版两大册，心潮起伏，又勾起许多往事。
编写的曲折过程不必再提，而发掘委员们关心发掘报告的一些零星琐事，却难以忘怀，怎么也排遣不开。
郑振铎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事业，又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时夏鼐为副所长），关心定陵发掘是必然的。
有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解决，我说，有一部明代抄本（万历起居注》，现藏天津图书馆善本部，它是《明实录·万历实录》的底本，保存定陵材料当然比现行《明实录》更多，但属特藏善本，不外借，我们很需要但看不到。
他当即答应“这事我来办”
。
五天之后，他专程派人借来，送到定陵，还附了一张纸条：“确是明抄，海内孤本，十分宝贵，保存好，速看速还。
郑”
。
几十大本，几百万字，我连夜阅读、摘记，又立即组织人重抄一部，原书送还。
重抄本数十册现存定陵。
发掘工作刚完，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览”
。
布展期中，《人民日报》约他写稿介绍，他来到现场，一见我开口便说：“发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着手写发掘报告，要快，不能拖。”
又说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饰图片数十张（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宝贵，有彩色，比《三才图会》的要准确，写报告可作参考，次日他便把图片交夏所长转给我。
展览开幕后，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出（1958年8月31日，题为《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定陵发掘的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中外。
我下放时，在农村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出访阿富汗、阿联等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
若干年后回定陵写发掘报告，他的图片真的成为复原帝后服饰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毕送还，主人却归道山了。
他去世后，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入特藏部，馆方为他的赠书编印了厚厚一部（西谛书目》（郑字西谛），那些图片久借不归，未能列入书目，我有责任，至今引为憾事。
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资料写出文章的，在发掘委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
发掘委员会的委员中，郭沫若最关心发掘，经常到现场看看，有时还带几本明人笔记要我阅读，坐下来谈考古、谈明史，一坐就是半天。
郭老早年学医，打开地宫之前，他一再嘱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种“尸毒”
，千万要小心。
帝后的尸骨，将来要作多方面检验，提供病理或医药方面研究，请专家写专题，附在发掘报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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