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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常，一场天外飞来的横祸终于将我击倒。
1987年2月17日，原秦俑考古队隐匿未交给秦俑馆的“将军俑头”
被盗，省文物局的主要领导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以便以“一贯正确”
的形象在仕途上继续往上爬，竟阉割了原来的“政府文件”
，吞食诺言，移花接木，在不经我本人核实问题的情况下，利用行政权力，突然下发了“处理”
我的文件，并很快上报省政府及上级文物管理部门交差了事。
我就在这有口不能辩、有冤不能伸的痛楚中，做了替罪的羔羊。
官场的险恶与无耻，就在于某些人以中共组织合法的身份保护下，打着“组织”
的旗号，用钱搭桥、钱权交易、官官相护，在幕前幕后导演出一幕幕牺牲别人、保全自己、公然践踏人权的卑劣丑剧。
当权者利用文物失盗制造冤案，在高喊着“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口号的背后却迫害高级知识分子，在“世界第八奇迹”
的秦俑现场制造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桩丑闻！
时间过去了22年，也就是2009年，在一次朋友们聚会的宴席上，石兴邦先生（当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兼秦陵考古队队长）笑着对大家说：“当时，他们明白得很，知道丢失俑头的责任是杭德洲。
王文清对我说：‘责任再追就追到省文物局了。
算啦，他还年轻（指王学理），就叫他担上！
’叫我别吭声，哈哈，第二年他就给了我个全国人民代表。”
面对权术，我能怎么办？1987年以后，秦俑工地停工，我也很少去。
一晃眼20年过去了，当我每次“旧地重游”
时，看到由自己主持发掘的秦俑狼籍地躺在坑下，似乎也听到了它们委屈的倾诉。
只见隔上一段时间，秦俑馆就有人下坑扫除一下浮尘，这大概是向观众表示“还在工作”
，是否含有不要太影响观瞻的用意呢？但这些对我都是身外之事，何须为他人担忧！
只有一点是不可忘怀的，过去发生的不公平固然不可默认，但又无法，而在为人上、学术上岂可受小人之扰而一蹶不振呢？因为那不符合我的追求与做事的准则。
学历史的人，更不应忘记“镜鉴”
的作用。
古往今来的先贤俊哲，有几人能摆脱政治所加予的厄运？他们在遭难中丢掉的是时间，是机遇，但人格却由此而得到了升华与尊重。
当然，我宁愿失去升迁也要步正道的后尘而不悔。
在蒙冤两年之后，我再次复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
从1990年5月起，由我兼任陕西省汉陵考古队队长，开辟了汉景帝阳陵陵园的大型考古工程。
尽管汉俑坑的发现及其丰富的内容被称作是“陕西省继秦俑、法门寺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
，博得国内外的关注，但秦俑与始皇陵的课题研究并没有因冤案的延误和阳陵事务的缠身而中断。
1994年，我的《秦始皇陵研究》（30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秦俑专题研究》（72万字，三秦出版社）和《秦物质文化史》（合著，53万字，三秦出版社）三大部学术专著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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