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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张学等人一看苗头不对，在对各种形势作了一番分析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借着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残存的一点余温，加紧了战略和战术攻势，在先后经历了一番求爹爹告奶奶，乞丐讨饭式的游说、撮合、奔波、努力之后，终于将上级部门的各路关节打通，最后由省政府财务部门拨款，在馆内建了一座三层小楼，号曰“竹简楼”
。
此小楼具有墙厚、牢固、保温、防晒、抗震能力强等等优越性能和特点，在当时尚无财力购置空调设备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在山东已算是较为先进的了。
当然，二十年后再回头观看，那只不过是一幢普通的土包子民工楼而矣，但那时的民工却没有福气享受如此高等的待遇。
因为真正用于保护竹简的只有一个房间，其他的房间除存放另类器物外，多数还是被当作单身业务干部和职工的宿舍占用了。
因而，这部分享受了高级待遇的幸运儿，在许多年之后，依然对当时为建”
竹简楼”
而做出贡献的老一代馆领导人心怀感激。
银雀山汉墓发掘者之一毕宝启说：这就是山东省博物馆当年建的竹简楼（作者摄）。
出土竹简自进入新建的楼房后，博物馆领导人便指定一位叫江慧芳的女业务人员定期做些监视保护工作，其主要做法就是每月往盛放竹简的玻璃管里加水，以保持湿度。
偶尔也加点化学药品，以防止腐朽、霉变等。
江慧芳退休后，定期保护工作几经转手，最后由另一位年轻的女业务人员李淑华具体负责，几十年来，基本上保持了在北京整理完成时的原貌。
由于出土竹简价值高，名头大，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相比较而言，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就远没有如此幸运了。
当年临沂文化局派杨细旭等人将银雀山1、2号汉墓所有出土文物一件不剩地装车送入省博物馆后，随着认为颇有价值的竹简由吴九龙、杨正旗保护送往北京，其他的器物则堆放在一间大号仓库里，由墓葬的主要发掘者之一毕宝启进行保护性处理。
到了1977年，随着农业学大寨之风的再度掀起，省博物馆派出毕宝启等馆内人员，来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农村，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一边热火朝天地开山凿石修起了大寨式的梯田。
就在这段革命歌声非常嘹亮的时期内，原存放于省博物馆由毕宝启负责照料的银雀山汉墓出土器物，由于清理仓库等原因，被搬到省考古所文光阁三楼一个墙角搁置起来。
从此，这批文物便像失去了爹娘的孩子，没有人再给予那怕是最普通的保护性关照了。
两年之后，待毕宝启结束了在山区修大寨田的经历回到省博物馆时，见自己当年保护、保管的器物，凡竹器、木器几乎全部风化干瘪，成了一堆烂树皮一样的东西。
只有很少的几件漆器，如一个小盆，一个小耳杯等，由于其本身系用高级的夹铸胎工艺制成，不宜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看上去损坏程度较小，但也远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
至于一堆陶器，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像漆木器那样整个身子来一个扭曲变形，但身上鲜艳的彩绘早已脱落殆尽。
其中有几个仪态万方、风情万种的女式陶俑，由于身上彩绘的脱落，其形态与相貌看上去既丑又老，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而价值连城的《孙子兵法》等竹简与价格低廉的徐娘们的共同诞生地——临沂银雀山，自从两座汉墓被发掘，文物被取走之后，那极富刺激、热闹，并有些水泊梁山味道的场面不再，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对汉墓的发现、发掘具有不可磨灭之功勋的著名人民设计员孟季华老汉，拖着那根象征着自己身份、地位和权威的几米长的尺子，在“驴”
和几位哥们身边转来转去，并不时地咕噜着几句他人压根就弄不清楚的工程设计术语，抑或还大着胆子跺着脚，呈慷慨激昂状，小声骂几句以解心中的不平。
“驴”
仍然采取了在古墓发掘之前那种沉默态度，嘴里喷着唾沫和粗气，偶尔也喷点酒气和怨气，将满身的力气都投放到铲土填埋一、二号墓坑的工作之中。
很快，一幢又一幢古怪丑陋的四方盒子加三八式土楼房拔地而起，形成了一个颇具沂蒙特色的壮丽景观。
那盛极一时、震惊中外的银雀山汉墓遗址，那个天机泄露、光芒四射的利益桃花园，此时被强权在握的无知和愚味二人一合计，索性埋压于高楼大厦之下，从此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了。
银雀山汉墓的最早发现者——“驴”
，据说后来竟鬼使神差地交上了桃花运，娶了一位号称“沂蒙山一枝花”
和“中国的山口百惠”
、令旁观者眼热心跳的漂亮女人做了自己的媳妇。
再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大潮的涌动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出笼，“驴”
凭着当年最早发现银雀山汉代墓坑，并帮助考古人员向外搬石弄土的这段特殊经历和史实，曾委托当地文化部门向上级有关权力机构，申请过国务院特殊津贴、博士生导师的职称和待遇等，但最终没有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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