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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兄弟，特别是年龄较大的陈衡恪当时就意识到了鲁迅的“卓见”
和爱国热情，二人成为同道中人。
民国后，鲁迅与陈衡恪同在教育部任职，来往更加频繁。
鲁迅喜文史、艺术，陈衡恪擅长篆刻、书画，因而关系越来越密切。
《鲁迅日记》中对鲁迅与陈衡恪交往的记载多达70多笔，如果不是陈衡恪英年早逝，应当会更多。
不过，当时的陈衡恪和年少的陈寅恪两兄弟没有想到，这个在生活中不太吭声的小个子、嘴巴上刚刚露出毛茸茸黑须的绍兴“土老儿”
，后来会以鲁迅的笔名一举成名，并把手中的笔当成投枪和匕首，最终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
。
不过日后的陈寅恪很少向外人提及与鲁迅的这段因缘际会。
据他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
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
和“全知全觉”
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借鲁迅之名，沽名钓誉，玷污了他们的这份友谊。
因而，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里，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等记载。
这是陈寅恪的洞察事理与自尊之处。
1904年夏，陈寅恪假期回国返南京。
据当代史家王子舟说，陈寅恪归国之原因可能是在日本费用见绌，想要争取官费的资助。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寅恪回国不久，就与其五哥陈隆恪同时考取了官费留日生，并于这年晚秋再度赴日，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
此次赴日，陈寅恪重返东京弘文学院，其兄陈隆恪初入庆应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大财商系就读。
不过，这次留学日本的时间非常短暂，隔年寒假，陈寅恪就因患脚气病再次回国调养。
至此，陈寅恪为期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彻底画上了句号。
病好后的陈寅恪没有再继续赴日深造，其缘由固然复杂，但在后世研究者看来不外乎有如下几个方面。
陈寅恪二次赴日时，正值日俄因争夺中国东北利益而大打出手时，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只能作为“局外中立者”
，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各国的狼虫虎豹在中国割分地盘：德国占据山东半岛；法国拥有两广、云南、四川；俄国占据北满；日本获得南满、福建，并获得在东三省扩大通商、营建铁路、经营租界等项特权；英国以长江流域、云南、西藏为势力范围；美国的胃口更大，推行所谓的“门户开放”
政策，要求全中国的门户全部无条件地向强大无敌的美利坚合众国开放。
所谓国家强大才是游子们坚强的后盾，那时候的国家自顾不暇，又如何有精力照顾这些游子呢？而且日本于日俄战争得手后，开始以世界列强的身份雄视东方，对中国人更是骄横跋扈，极尽丑化蔑视之能事。
以致于日本有识之士宫崎滔天在1906年写道：“我深为日本的威信而悲，为中日两国的将来而忧，更为中国留学生的处境而不禁流泪。
……我要寄语我日本当局、政治家、教师、商人、房东、下女、扒手，你们现在欺侮、讥笑、榨取、剥削、**的中国留学生，将是新中国的建设者。
他们今日含垢忍受着你们的侮辱你们心中没有一点慷焉之情吗？”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已描述过仙台学医时那种椎心泣血的人生感受。
向来不善言辞的陈寅恪也曾多次表示过“对日本人印象不佳”
，以至于后来宁愿双目失明，也不愿意向日本人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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