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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于硕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头上则不太在意。
当时在柏林大学与陈寅恪友善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属于后者，其理想和心气都是为学问而学问，很少顾及帽子事宜和日后升官发财之途。
据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罗家伦回忆说：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维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又从历史、法理、音乐到弹道学、战略战术，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毛子水初学数学，在德研究科学地理，旋又爱上希腊文，后竟把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改译一遍；而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
。
由此可见，与陈寅恪友善的德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雄心壮志。
当时在德国乃至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五花八门的方式。
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上显着神通。
抗战时期，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
周恩来颇为雄辩，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遂恼羞成怒，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
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
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的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
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
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
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寂寞之时，当作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
几年后，当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陈年旧事。
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
。
不过周恩来却没有忘记陈寅恪的存在和当年结下的情谊，1954年，周恩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所做的报告时，还特别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
而当“**”
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学生串联进京的造反派头目们说过“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教授是善于古为今用的学者”
，意在对陈寅恪给予保护。
1923年的夏天，陈寅恪先生的生母俞明诗、长兄衡恪相继谢世，家中生活日渐艰难。
翌年，北京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大学部，聘请陈寅恪为教授。
陈寅恪再三考虑后答应，并于12月18日由马赛启程，结束了自己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如倦鸟归巢，回到了梦牵魂系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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