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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麻袋，档案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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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当31岁的罗家伦佩戴着国民党少将军衔意气风发地踏入清华园，出任新改制的清华大学校长后，研究院已是强弩之末，最后一届只招收了王璧如一名学生，加上原留院的学生共有16人继续攻读。
全院事务只靠陈寅恪一人勉力支撑，其辛劳忙碌，自不待言。
就在研究院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已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闻风而动，不失时机地向陈寅恪、赵元任二位导师抛出了橄榄枝。
陈赵二人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前途的颓势，兼有对历史语言研究事业的挚爱与对未来的憧憬，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之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不过，与赵元任略有不同的是，由于陈寅恪不舍得丢掉清华园这个与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学术阵地，此前虽答应了傅斯年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兼研究员，但并未立刻前往广州赴任。
当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之后，陈寅恪转为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史语所一组的职务实际属遥领性质，除人员聘请与研究课题等方面亲自操劳外，其他事宜并不过问。
这样的格局未过多久，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新史学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正是这件大事，促使陈寅恪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出面予以周旋办理，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号称【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见”
。
档案资料是记录国家史实的重要文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
因此，各国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档案的收藏与管理，但是当历史长河流淌到清王朝时，由于清王朝的祖先是催动铁骑撞开山海关入主中原的，所以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统治者下令焚毁了大量明代档案和许多入关以前形成的对清朝不利的老档。
后来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又不断进行篡档、改档。
越是如此，当朝的统治者就越担心档案泄密，也越发重视其收藏管理。
对于各类国家档案，当朝统治者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随便阅览，以至清内阁大库档案出现了“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
的情形。
后来国家内忧外患日趋频繁，加之朝政失修混乱，统治者已无力也无心顾及档案之事，致使一些档案遭受雨淋、水淹而霉烂，虫咬鼠噬的情况也日趋严重。
保存在内阁大库的档案，随着年复一年不断的增加，库房渐渐的容纳不下。
主理档案事的清廷官员索性颁发一道明令，各存档机构可以将“实在无用者，悉行焚毁”
。
自此，焚烧档案在晚清帝国竟成为一道合法程序。
可惜的是，如此之多的历史文化财富，在世事纷乱、王朝动**的大格局中全部化为灰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倒台，历史进入了更加纷繁杂乱的民国时代。
也就在这一年，民国政府在国子监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原清廷学部所藏档案与试卷全部归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暂存于敬一亭中，总数约8000麻袋。
随着民国时局动**加剧，隶属于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渐渐成了无娘的孩子，资金短缺，无人过问，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1921年，博物馆筹备处那位“满口漂亮京腔”
的旗人主任和他的几位同僚，忽然鬼魂附身一样的天目洞开，从糨糊瓶状的脑壳里，蹦出了一个求生存图发展的“奇计”
，将馆内贮存的8000麻袋、总重量为“十五万斤”
的明清档案，在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运出，当作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mào]增南纸店，得银4000元。
幸得被文物收藏家罗振玉偶然发现，及时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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