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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突起，滞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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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远在西南边陲，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在香港苦苦度日，虽然每个月都能收到陈寅恪寄来的薪金，但是因为不断贬值，换成港币已不足以维持生活，不得不搬家至九龙城附近，与西南联大沈教授家眷合住。
祸不单行的是，在如此窘迫的困境中，幼女美延染上百日咳，三个月内昼夜尖咳，而唐筼的心脏病在陈寅恪走后也愈发严重，后来在许地山夫人的帮助下，才住进医院。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
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
面对如此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到一直住在香港的夫人唐筼患有严重心脏病，不能携家抵昆明团聚，同时想借赴英的机会治疗眼疾，最终答应就聘。
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做赴英的准备。
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于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
意想不到的是，陈寅恪抵港未久，欧洲战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杳无可知。
陈寅恪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是好，此番往来，国难、家愁、离恨郁结心头，失望、苦恼、无奈交织成路，无限感慨寄于《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埋狐椅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
日军虽已无力进攻西南，但常遣飞机轰炸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
联大教师生活每况愈下，虽然薪水照旧，但是因为通货膨胀，每月350元的薪金，现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仅值13.60元。
故陈寅恪写下诗句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
3月，陈寅恪以评论员的身份，受邀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本次评议会因前任院长蔡元培于3月3日不幸逝于香港，故选举新任院长成为主要议题。
当时，国民政府想要指派顾孟余，但顾数十年从政，与学术疏淡，所以陈寅恪公开反对，并推举胡适。
陈寅恪认为选文科出身者，应为胡适，选理科出身者应为李四光，二人皆有学术造诣，且影响极大。
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任何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贡献。
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
只是，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都是国民党高层不欢迎的人，陈寅恪之说，也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他追求学术独立、自由之无畏精神一时为群贤刮目。
研究院评议会结束，陈寅恪又返回昆明。
暑假来临，再赴香港等候去英国的机会。
后来收到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电示，因为时局关系，赴英之事仍须延缓一年。
恰在此刻，日军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
致使陈寅恪进退维谷，而夫人唐筼病体难支，家中炊米无着。
陈寅恪经中英文化协会领导人杭立武联系，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并向西南联大请假一年，暂居香港。
期间，为减轻房租数次搬家。
1941年，陈寅恪一面在香港讲学，一面等待赴英时机。
其间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
8月4日，好友许地山以心脏病突发在罗便臣道寓所逝世，时年仅四十九岁。
许地山的死震动香港，8月5日港大举行祭仪，香港及内地居此的社会名流纷纷参加，近千人往祭，港九钟楼鸣钟，并下半旗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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