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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离，北归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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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陈寅恪接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聘，赴北平清华大学任教。
此时的清华因在抗战中被日军征用为营房和马厩，所以房屋破损，残垣断壁，望之令人怆然。
好在梅贻琦已提前派人对整个园区房舍进行了简单的修缮，师生勉强能够居住和开课。
陈寅恪一家暂住清华园新林院五十二号，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寅恪仍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
因陈寅恪已双目失明，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以请自己的弟子王永兴帮忙。
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
陈寅恪的雄心壮志与传道授业的急切心情，令家人、助手与友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的身体不能支撑。
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前来探望，见陈寅恪身体仍处于病弱状态，便转达校长梅贻琦的建议，劝其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暂时不要开课。
陈寅恪听罢当即回答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
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雷海宗一看这阵势，自知不能再劝，但仍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才答应。
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也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
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
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有证可查的是，陈寅恪重返清华，为历史系开的课程为“魏晋南北朝史”
和“隋唐史”
，这个课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与燕京大学都开过，对陈寅恪来说应是轻车熟路，照着原来的提纲重复一遍即可应付交差。
但陈寅恪的不同之处在于，凡是此前讲过的内容基本不再涉及，若有著作出版问世，涉此专题的课程便永不再讲。
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就是，著作都已出版了，同学们拿来用业余时间读一读就可以了，不必再把光阴浪费在课堂上。
陈寅恪本人素来鄙视靠一本讲义翻来覆去吃一辈子的教授，认为这样做不但误人子弟，简直是图财害命。
他自己开课，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并做出规范。
虽是同样的中古史甚至具体的隋唐史，陈寅恪每讲必有新意，发前人之未发，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
的精神与规范。
在王永兴的记忆里，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备课要读的第一部典籍总是《资治通鉴》，其次为《通典》《唐会要》《唐六典》、两《唐书》等。
按一般规律和程序，当《资治通鉴》摆到桌上后，助手需按导师指定的书目章节一段段诵读下去，坐在椅子上以手托头静心聆听的陈寅恪轻轻把手一点，表示就要停下来，然后陈寅恪再以手抚头开始沉思冥想一番，提出问题及注意之点，让助手记在本子上。
待记下几条后，导师又吩咐助手查询两《唐书》、《唐会要》《通典》中与此相关的记述，并一一诵读。
陈寅恪通过聆听比较，对每一条材料都做严格谨慎的校勘与考证，最后指出几种典籍所记载之不同处，何书记载可靠，何书记载有误，何书是妄倡谬说，等等，助手一一笔录。
待这一切程序完毕，所教授的讲稿或者详细提纲也就顺理成章，可以开坛授徒了。
对于这个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
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
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再接着写。
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
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
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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