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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沉寂，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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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脚步迈入1957年，全国性“反右”
运动开始。
躲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
的“右派”
分子，但仍被划入“中右”
圈内受到监控。
这个特殊待遇，据说还是受到了周恩来与掌握广东省的高官陶铸等人的暗中关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来了问题，北大校内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运动。
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的强硬态势与对立面展开论战甚至混战，一时举国震动，天下胆寒。
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之时，南北两地的学术界高层仍没忘记隐居在岭南的陈寅恪，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十分困难。
自感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无情遭拒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趁机向陈寅恪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
范文澜公开说：“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
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
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
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
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范文澜尚只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
尽管如此，远在岭南的中山大学领导者已嗅出了火药喷射的味道，以杨荣国为代表的历史系领导开始集中火力对历史系几员老将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人展开批判。
岑仲勉属于罕见的学问大家，且与陈寅恪属于同辈人物。
梁方仲与刘节都是陈寅恪学生辈人物，尤其刘节原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是王国维与陈寅恪指导的研究生。
在批判岑、刘、梁等人的同时，杨荣国与校领导自然知道还有一个大人物此时蛰伏在深宅里不知内心在想些什么，说不定在哪一天夜里就呼啸而出，对“革命运动”
进行反扑，这个人就是陈寅恪。
校内领导和历史系的杨荣国等当权者，一刻也没有忘记陈寅恪的存在，并将其视为系内外“白专道路”
的代表，是飘浮于中山大学校园上空最大的一杆白旗。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
我们需要超过他。
就如同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也要超过陈寅恪。
这些话我就是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
‘当仁不让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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