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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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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前往延安考察，并且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在会谈结束后，7月4日，傅斯年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看望了久别的弟子刘燿。
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从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尹焕章等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的人物。
抗战时期，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后就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
傅斯年就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这位刘燿。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斯年和刘燿的师生情而言，此时相见，确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的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摇**。
可是，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分处天南地北，一别数载都不得相见，也足以令人唏嘘。
傅斯年看了刘燿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并不满意。
他忘了眼前的形势和各自所处的环境与政治地位，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厢情愿地动员刘燿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他此前已经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
但是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刘燿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刘燿的陪伴下，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文澜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系。
范文澜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于1939年10月辞职后跑到延安并很快受到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中国通史简编》。
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
《简编》中的“商朝事迹”
部分，范文澜引用了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赏性介绍。
但是，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文澜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
的话。
再后来，连“有人”
二字也被范文澜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六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
。
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四天，在六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
黄炎培还谈到了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本质就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获得了毛泽东的赞同，对方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访问的后期，当参政员们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
时，毛泽东表示同意，他说：“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
对于这个敏感问题，重庆来的策士们不知如何回答。
双方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的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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