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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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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因为霸气外溢的性格为自己树立了不少对立面，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说：“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是怎么当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
相互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
有些人总以为傅斯年本身的著作还不够多，除了《性命古训辨证》外，都是些零碎的文章。
其实要说傅斯年一生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大部头的皇皇巨著，确实是事实，但就像邓广铭说的那样“我们不能用著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
。
傅斯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从他的言论、著述和行为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民族意识，因而被人称为“狂热的爱国者”
。
他崇尚气节，推崇民族大义，视国家分裂为民族耻辱，并把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作为“书生报国”
的神圣职责。
1931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东北大地沦陷于日寇之手。
在中国政府的抗议、请求与国际联盟的压力下，1932年1月，国联组成以英国人李顿爵士为首的五人调查团，前往中国和日本调查事变的原因和经过。
见此情形，骄狂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造舆论，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
，意在表示日本人占据此地是既合理又合法。
傅斯年看到日本人竟然在世界人民的眼皮子底下玩弄偷天换日的鬼把戏，立即蹦将起来。
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外加对日本人的愤慨，傅斯年主动联络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史学家，动手撰写了《东北史纲》，意在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戳穿日本人的谎言和阴谋，同时为李顿调查团提供日本侵略中国的证据，以便国联正确裁决。
在这种形式的压迫下，傅斯年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很快撰就了《东北史纲》第一卷，并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给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考。
1932年10月，傅斯年所著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部分在北平出版，在书中第一章，傅斯年就理直气壮地指出“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史学家如果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
的大海潮声。
这份文本的发表，在当时国势倾危的情形下，可谓是给了日本“指鹿为马”
的学者们当头一棒，为国人出了一大口恶气。
因为《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在仓促中写就的，而且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爱国情感，所以在史料的运用、史实的考察，以及若干细节的考证推敲上的确存在着许多粗疏和错讹的地方，他也因此受到了学术界不少人的批评，有人甚至称傅斯年为了驳倒日本人的理论，不惜编造证据，以强抵之。
这种说法令傅斯年大为伤心和悲愤，在他看来，若是这一说法来自日本人尚可理解，但来自同一个阵营的中国人未免有点儿丧失理智，低估了他的人格和文化良知。
在悲愤交集的同时，傅斯年基本上理智、平和地面对这些批评，而且有重新修订完善的打算。
可惜国内国际局势越来越乱，最终重修未果，成为一大遗憾。
大师不是完人，自有其不完美的地方，《东北史纲》的遗憾，与傅斯年天才的灵光及一生开创的名山大业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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