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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令他颇为失望的是，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
，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较为积极，但傅斯年同样处于“去留之间两徘徊”
的境地。
此时此刻，真要让他带领全所人员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心中的彷徨痛苦可想而知。
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槃回忆：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
一日，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神情惨然地说：“史语所恐怕要结束了，我虽然想将史语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得以维持不坠，然而我精力不济，宿疾未愈，已经不堪负重。
所以今天召集大家商量，如果还有人愿意继续留在史语所工作，斯年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为其妥善安置。”
在座的诸位学者已经感到学术自由的环境受到威胁，何况史语所一直是他们的生命寄托，听了傅斯年的这番话之后，他们都表示愿意与史语所同进退，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往台湾海峡那边的孤岛，只有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在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已建成的13个研究所中，除半个数学所赴台外，这是唯一一个“兵随将转”
，被傅斯年较完整地一锅端到台湾的重量级学术机构。
只是当赴台人员心怀凄凉，在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动**颠簸时，傅斯年没有同去，他留在了南京，与朱家骅、蒋经国、陈雪屏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
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
名单。
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这四类人员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其中就包括他的恩师胡适。
1949年元旦，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的响亮口号。
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正式委任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倾全力经营台湾，为国民党撤退做准备。
当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
思前想后，两位书生不禁潸然泪下。
午夜的钟声响过，二人打起精神，重新抖起了文人的癫狂之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待把此诗吟过数遍，二人酒劲儿上来，这才眼角含泪倒在桌旁昏昏睡去。
1949年1月5日，新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开始在台北主持政事，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傅斯年，希望他速来台湾，共负重任。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决定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的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傅斯年也忍不住犹豫起来。
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傅斯年也产生了继之而去的念头。
据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回忆说：“那时我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去香港就医，大姐要我与她同行随机照顾病母；但是我担心孟真旧病复发，不敢离开。
就在我左右为难之际，孟真劝我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
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
’于是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真的弟弟孟博却赶来痛哭流涕，劝我不该离开孟真。
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共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傅斯年之所以没有自杀，除了他的夫人细心看护外，与傅斯年本人在心中牵挂着史语所同人和他的故朋亲友亦有极大的关系，正是这一条若隐若现的锁链，最终拴住了他的心并延长了他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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