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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聊发少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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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也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令这些人极为不快和恼怒。
当时台大师生及其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斯年的对立面则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
，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
，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
其实，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人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贷，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
当时国共之战进入白热化，在社会各阶层极端混乱的情形下，有些学潮的发生可能有中共人员或职业学生暗中鼓动，有的或许是由其他一般事件引起的，因而当局与学校甄别起来极为困难。
史语所研究员芮逸夫，曾在致傅斯年的密信中说：“赤色学生的问题，确实需要特别注意。
政府秘书长浦逖生对台大的看法，就是先求安定，再图发展。”
当傅斯年接管台大后，大体是按照浦逖生的路数走了下来，只是具体行动过程中的场面，要比浦逖生想象的激烈、惊悚、动人得多，而台大甚至整个台湾社会得以安静的时间也比预期短得多。
当然，这个结果首先取决于军事上的保证。
对此，王世杰于傅斯年去世后很有感触地回忆说：1949年，大陆撤守，国民党政府迁移台湾，一时人心惶惶，都以为国民党政府的战斗力已失，没有希望了！
当时从台北到新竹，甚至有反对蒋先生的标语出现，而“国防部”
的次长，居然是一个“匪谍”
。
在此危急之秋，国民党政府能在台湾站稳脚跟，有两个重大事件不可不提。
一是国民党军在金门前线古宁头之战和舟山群岛登步岛之战，双双告捷，解放军进攻势头被遏制，台湾军事情势乃得以稳定。
这个稳定也令国民党军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
“当舟山的情势十分危急之时，面对共军即将大举进攻，当地军事指挥官于夜间电话请示，称在众寡悬殊，弹药不继，情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国军将何以自处？究竟是抵抗还是不抵抗？”
当时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愤然表示：“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的！
还有什么选择！
就只剩下台湾一省和东南沿海的几个小岛，而这些小岛正是台湾的屏障，倘若再守不住，通通完了，退此一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还说什么抵抗不抵抗！”
他拿起电话就说：“你们给我打至最后一人！
如果有不听命令的，就军法处置！”
国民党军在哀兵的情况下，在步登岛打了一场大胜仗，这一仗与古宁头之役，解除了台湾被围的军事危机。
第二是在后方即台湾岛上，“由于左派共党学生渗透到各学校，鼓动风潮，造成社会不安。
在金门和舟山两次军事胜利之后，陈辞修将军就采取行动，清除这些制造风潮的左派分子，他得到傅斯年的充分合作，从各学校搜捕了一千多名共党学生，用船遣往大陆。
这些坏分子一去，台湾内部社会乃趋于安定。”
尽管傅斯年对左派特别是对潜伏于校园鼓动学潮的共产党分子极端厌恶与敌视，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
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傅斯年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说：“学校内部有好些事不像话”
，“地方当局更是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
等等，这便是他处事原则。
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当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忌地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文中疾呼：“学校不兼警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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