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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小学教育界里的人，除了索薪运动或受人利用而有所活动的以外，仍然无所作为。
可是在中学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面目却大为改观。
教育变成了一种势力，谁敢同它抗衡就要垮台，政府、军阀、政客都想笼络、讨好它，连商人也不敢得罪它。
从此以后，教育界一跃成为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政党等一切活动的重要枢纽。”
陶孟和所言的要害之处，在于“五四运动”
之后，各高校学潮连绵不断，无论是谁，只要与学校或学生过不去，学生就掀起学潮，带领大队人马杀出校园，连喊带叫地上街游行，冲击政府机关，悍然与政府对抗。
而当时各路军阀、政客的心思和目标都是击败对手，扩大地盘与升官发财，极不愿与穷学生或教书匠啰唆，以免引火烧身，或像五四运动当天游行的学生火烧赵家楼一样，落个被痛殴的局面。
因而，军阀政客将学校与师生视为鬼神，而这个鬼神变化多端，小则近似无形，大则可在全国乃至海外掀起滔天巨浪，淹没、吞噬一切反对的力量甚至政权。
若军阀政客还不糊涂，便采取敬而远之或套近乎的态度，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另有一位署名宇文的作者，对此门道看得更加透彻并继之发挥道：“聪明的政治家或教育家，都采用一种跨界的办法。
一只脚站在政界里，一只脚站在教育界里。
政界里的人看了他们，以为他们是教育界有势力的人，就不得不在政界上给他们一个相当的位置。
教育界的人看了他们，以为他们是与政界有联络的，不管他们的教育水平如何，就不得不在教育界给他们一个相当的位置。
他们在教育界所占的地位愈高，他们在政界里能得到的势力愈大；在政界的势力愈大，在教育界的位置愈加稳固。
如此的循环作用，他们就变成了社会上最重要的人物。”
这一说法虽然有些片面，并有拉低、揭穿教育界名流大腕的“高大上”
形象和“正能量”
的嫌疑，但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29年由南开转入清华任教的历史系教授蒋廷黻，晚年谈到清华往事时，曾精辟地提到：“虽然清华不想受政治干扰，但政客们则不愿置身清华事外。
当时一般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要想控制政治就必须先控制教育。
有些人甚至认为老师和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人才对。
也有人认为控制一所大学就意味着控制了许多任命权。
传统的中国观念，认为教书与做官两者之间是不易清楚划分的。
中国过去教书的人转任官吏可能比美国律师转任官吏还要方便得多。
因此，战前的清华是有遭到政治干预的危险的。”
北伐胜利之前的清华亦如是，而胜利后更是变本加厉，无孔不入。
因而，争夺清华大学校长之位，就成为一件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要务与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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