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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校长的声闻并不过情……记得民国二十年冬天校长就职的那一天，校长对同学只简单勉励几句而已，不曾开出一张不一定能兑现的支票。”
回溯1931年12月3日那个天冷气寒的上午，梅贻琦于清华大礼堂就职演讲，特别提到“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
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
这一教育理想，主导着梅贻琦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或是后来在台湾新竹创办“清华”
原子科学研究所，目的皆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
。
如今世界一流的设备已安装于清华园楼堂馆室，所急需的自是聘请一流人才从事教学与研究，即梅贻琦所倡导的“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的理念。
学生智识与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好的教授指导，但“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
。
因而，自梅贻琦长校之日起，便开始“随时随地留意延揽”
。
到了第二年，即1932年9月新学年开学的时候，聘请的一流教授进入清华大门者已为数不少，故梅贻琦在新学年开学典礼讲话中，再度提到了他去年宣誓就职时提出、后被广为传颂的“大师说”
，并强调：
“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的增加，而在教授的素质。
本校得有请好教授的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
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
……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在此后的几年里，清华评议会聘任委员会在梅贻琦的主持下，相继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教授阵营在全国已名列前茅，原有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得以充分发展，而梅贻琦一手主持新建的工学院，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全国翘楚。
除了前面提及的冯·卡门、华敦德等世界一流专家学者被聘往清华现场视察、指导外，1935年秋，美国最卓越的数学家之一、建立了控制论科学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诺伯特·维纳博士，作为清华电机工程系邀请的客座教授，偕夫人抵清华讲学。
次年春，由熊庆来教授任系主任的清华数学系聘请法国数学家雅克·阿达玛教授为客座教授，来华讲学。
于是，上述两位蜚声国际的大学者，得以在1936年的春天相聚清华园。
而两位学者的讲学，不仅令清华师生受益匪浅，他们自己的学识与人格亦从中得到了进步与升华。
诺伯特·维纳博士在他的自传《我是数学家》中，曾深情地描述了在清华的生活：“1934—1935学年，我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到该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数学、电机工程学讲学。
当然，这项邀请来自于清华官方，尤其是梅校长和顾院长，后者以后担任中国教育部次长……”
最后，维纳博士着重强调道：“回顾我的中国之行以及随后的欧洲之旅，如今我能看到，自从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早年岁月后本人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我的学术生涯到达了如此的转折点：在这里我的成就无可非议，即使在本国某些地区它们并不受欢迎。
我开始意识到，事业的成就不仅仅依赖于大量举足轻重的独立论文，更取决于一个立场，一个永不能被忽视的学习主体。
如果让我以科学旅人或者从某种程度上以科学独行侠的身份来勾勒职业生涯中的特殊分界点，我会选择1935年，我在中国的年份。”
正是清华宽松自由的人文环境和对大师的尊重，使中外教授得以在愉快、融洽的气氛中切磋交流，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清华的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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