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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梅贻琦倡导的学术自由精神在清华推行，被罗家伦、吴南轩等党棍压制的自由之风，经过几年窒息之后又盛行开来，教师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平等讨论学术问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校内各种讲座、讲演连绵不绝，到了1934年，国共关系已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白色恐怖笼罩了清华园，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赴苏联观光归来后，在演讲中大谈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优越性，并做结论说：“……苏俄是进步的国家。
所谓唯物史观，我们决不能轻视，因为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
冯友兰的言论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为由，于1934年11月28日将冯友兰逮捕。
这一举动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梅贻琦、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大腕名流立刻联手出面营救，最后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出面，下令释放冯友兰。
冯友兰出狱后，悄然无声地回到清华园，除低调介绍自己被捕经过外，并未对当局进行任何指责，当局也再没有找他的麻烦，清华师生也没有感到恐慌，园内的自由空气一仍如旧，学术讨论甚至政治主张愈演愈烈。
作为校长的梅贻琦“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空气与政治背景下，清华园大师云集，出现了万物相生而不害，相制而不克，“流派共存，百家争鸣”
的繁盛局面。
这个局面使思想与学术得以活跃、进步的同时，也令学生眼界大开。
1934年考入清华外语系的学生赵俪生在许多年后回忆说：“我的《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树达，《大一英文》教师是吴宓，《哲学史》教师是冯友兰，《逻辑》教师是张申府，都是赫赫名流。
但当时我作为十七八岁的娃娃，确实感受不深。
杨先生一辈子搞训诂，祖述高邮王氏，与他的湖南前辈王先谦前后都是搞《汉书》的。
是他给我们讲述了《左传》中的《邲之战》和《鞌之战》，至今犹有记忆。
吴先生神经质太厉害，那是他与毛彦文女士恋爱失败的后果，使我们做学生的很难预估他的喜怒。
在英语读音上他特别强调英国味，可是当时除吴先生外，众老师全是美国味，真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了。
冯先生岸然道貌，俨然程夫子转世，讲课纯按他的‘两大本’《哲学史》讲，由于咯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
由于这位老师在政治方面的多变性，故我一生迄不与他接近。
张申府当时在清华‘吃不开’，但此前他却是大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
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
听他课的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抱持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检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混混学分的。
他的课缴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
……回味起来，受教于这些人，也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学里，你是无缘接触到这样的人物的。”
上述“繁盛局面”
，一直延续到抗战后的西南联大时期。
而自抗战胜利到清华北归的近一年时间里，以闻一多、吴晗为首的几位教授，经常公开骂国民党与蒋介石，并进行宣传。
梅贻琦并不赞成此种做法，但没有阻止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使这一民主自由的局面得以延续。
这一段经历，冯友兰有过论述：“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中有在政治上极右的，也有在政治上很左的，也有教授对于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
当时学校的风气是，只要教授能把他的课讲好，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学校不管。
在这种风气下，学校没有考虑过怎样把进步的教授解聘。
当时认为清华教授有自由、民主作风，其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这所谓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
所谓学校不管，也有一定的限度。
当时的教授，一般地说，也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限度，所以能维持所谓民主自由的局面。”
这个局面的维持，着实来之不易，可惜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就随着中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又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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