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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7月，联大选定并购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建筑之用，初步预算暂定为二十万元，按梅贻琦向清华校友的通告，这笔建筑费，是西南联大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因此校委会议决，整个建筑除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其他房舍与办公室使用铁皮屋顶并覆盖茅草。
此举令具体负责建筑设计的清华校友、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梁思成，既同情又感动，曾当着梅贻琦的面流下了眼泪。
1939年4月，按照梁思成的设计，联大新校舍在三分寺一片荒丘坟地里建了起来，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用茅草盖顶。
尽管如此，毕竟有了自己的教室、宿舍、图书馆、餐厅等设施，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
。
遗憾的是，因经费奇缺，新建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教职员生及其家属所需的一半，只有几位校领导因职务关系，办公室设在新校区，家舍仍需在城里租赁居住，条件依旧局促简陋。
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一家人租住昆明西郊龙院村李家院子房舍的尴尬情形：“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
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梅贻琦一家搬到了不远处惠家大院一幢小土楼一层租住，因小楼年久失修，显得格外破旧，但毕竟有了安身之处。
不大的院落是二层建筑，除梅贻琦一家外，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数学系主任杨武之、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等共14家50多人居住于此，这个院落成为当时西南联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住宅点。
当时在联大图书馆任职的唐冠芳一家住在楼上，许多年后，唐冠芳的儿子还记得这样一幕：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母亲照例收拾桌椅、扫地。
正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的梅家三姑娘高声喊道：“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
原来，土碴与灰尘随着扫帚扫动顺着楼板的裂隙落了下去，成为梅家饭菜的“胡椒面”
了。
住瓦房和小楼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而有幸迁往铁皮顶教室教书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
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别无他物。
多雨的云南，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
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在屋顶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咣当、叮叮咚咚的叫嚣声，其声之大、其音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教授的讲课声。
有苦中求乐者，把这一独特风景写成对联在校园贴出，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一副对联，既是自嘲，也借以激励联大师生在举国抗战的艰苦环境中，按照“刚毅坚卓”
的校训与民族共患难，为国家争未来。
许多年后，在此就读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仍记忆犹新，他说：“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
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连同与他一道获奖的李政道等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步步成长了起来的。
教室条件如此，学生宿舍更是等而次之。
由于校舍是在一片乱坟圹子之上建成的，不免有些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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