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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学生是下午6点开饭，7点正式上课，在暗淡的灯光中，抄写先生写于黑板上的讲义，熬到9点半总算结束了补课，诸生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宿舍，已经离10点的节电熄灯时候不足半小时了。
用功的同学还要抓住这残余的灯光做些功课，一旦灯熄以后，也只好停止一切，在黑暗中摸索上床，静候来日的预行警报了。
如此周而复始的折腾，使许多人对夜间补课感到烦闷，打退堂鼓的呼声越来越高，如联大工学院1943级学生张玉奇说：“连日跑警报，学生疲惫不堪，要求学校免于晚上补课，给点时间以应付大小考试，上不完的课到暑假再补。”
想不到这个呼声未能奏效，除被施嘉炀院长训斥一顿，还被刘仙洲教授现身说法加以讽喻：“我老头子跑警报比你们跑的还远，晚上也一样的要预备讲课，而且上课时我站着，你们坐着。”
学生听罢，也只有哑口无言接受补课。
学生们是接受了，但身体与精神上的疲惫并未减轻。
正在这时，云南省政府通知驻昆学校及科研院、所，因为日本将长期对昆明进行轰炸，昆明仍无可以迎击敌机的力量，各机关学校要尽量疏散乡下，以便减少损伤。
但是西南联大人多势众，要选个合适的地方极其不易，一时不能搬动，只有特种事业研究所与清华文科研究所等，搬到了昆明郊外黄土坡的大普吉村。
联大的一些贵重器材也随之运往乡下掩蔽，多数教授一同散落到城市周边乡村避居，只有学生留在城内校舍读书生活。
此时联大教授的物质条件已经降低到了极致，据联大法学院教授萧蘧的公子萧庆伦回忆说：“我们家从昆明城搬到乡下去住。
那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父亲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给姐姐买的洋娃娃，都在昆明典当，用来补贴家用了。
我们住的是农户的房子，在西山脚下，屋里是泥地、泥墙，院子里可以养鸡。
家里6个孩子，大概每隔一天能吃一个鸡蛋，每个礼拜吃一次肉。
冬天，窗户用报纸糊上，有些阳光进来，但是没有风。
夜里着实让人害怕，狼就在窗户下面嚎叫，还不停地抓墙。”
如此艰苦兼有些恐怖的生活，总算能熬下去，如果教授本人或家属不幸染病，则属巨大灾祸，已接近与阎王爷握手的边缘，那可是度日如年、着实难熬了。
如吴大猷教授因搭马车被抛下摔晕后，全靠妻子侍候，想不到妻子又在操劳中病倒，差点命丧黄泉。
对此，吴大猷回忆说：“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伺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
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
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
有一天，梅先生来乡下我们住的‘实验室’来看看我们，他看到冠世躺在一张帆布行军**，差不多只有一口气似的，我在旁忧急无法。
他说如果要入城请医生来看，可以用他的汽车。
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
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
那时虽然没有利用梅先生的车子，但他的好意和关心，冠世和我廿年来始终未能忘记。”
正是缘于这段情谊以及梅贻琦的人格魅力，许多年后，当梅贻琦流亡到台湾创办“清华”
原子科学研究所而处境最为艰困的时候，吴大猷不忘旧情，由加拿大渡海赴台，成为协助梅贻琦办学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只说抗战仍在继续，西南联大师生仍在炸弹下读书、生活。
尽管读书、生活的条件已降低到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准，但作为联大主持者，梅贻琦不能让师生纪律松懈，学术水平降低，多次在会上对师生宣示“穷要穷的有意义，苦要苦的有希望”
，其情形正如冯友兰所述：“梅校长实际是常委会的主席，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环境中，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维护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三校北返。”
冯友兰所言大体不差，在国势阽危，江山摇撼，“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的困苦岁月，梅贻琦仍怀揣创办一所“大大学”
的理想，以昂扬的斗志率领师生在烽火中前行，并竭力排除政治、经济以及人事上的纷争与干扰，于万难中使学校逐渐步入正轨且声望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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