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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人事安排，三校皆得照拂平衡，达到了梅贻琦心中最为理想的境界。
可还没等他松口气，第二天便接到沈履的辞职信，梅贻琦于无奈中只能继续劝说北大的郑天挺复职。
为了不伤害北大、清华的关系，也为了西南联大的平稳发展，郑天挺终于被梅贻琦说动，答应继续担任总务长之职。
纠葛了一个多月的“二长”
问题，总算得以解决，梅贻琦不必再唱“独脚戏”
，三校教职员也没有不平之意，众人皆大欢喜。
不过通过联大史料可见，这个格局只是暂时的，日后还会有诸多部门的负责人辞职或请假，人事安排还会不断推演变换，唯一不变的，只有梅贻琦的胸襟和风度。
除去各系统的人事安排，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是涉及公私财政事宜，也就是钱财的分配问题，这又是一个关乎三校、特别是北大与清华合作与分裂的要害之处。
因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校园，除了钱财本身的经济价值，还有与之相关的学校本身与学者个人尊严与荣誉等问题，若处理不当，便会引起连锁反应，终累大局。
作为联大常委会主席的梅贻琦，如果在三校间的平衡与钱财分配方面拿捏不准，或有私心，结果则更加不堪设想。
下一桩事例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症结的严重性。
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在梅贻琦之上，虽然他常驻重庆，并不怎么过问联大事务，但如果涉及北大自身利益便也不能置身事外了。
北大教授向来以“最高学府”
自居，但是对于联大体制下的“边缘化处境”
难以安之若素，早就有分校独立的想法。
到了1940年叙永分校回归后，这种呼声越来越大，大到梅贻琦无法忽视的地步。
其实，北大的“离心”
倾向并非仅是出于传统的“自尊”
，而是与诸多实际利益相勾连，譬如财政经费问题。
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24日，清华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
，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的讯息。
仅仅过了两天，也就是3月26日，联大校务会议上，蒋梦麟谈及研究问题，称宜三校分头推进，不宜绑在一块。
梅贻琦表示赞同，并说“最好请教育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
。
如此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着”
。
随后，梅贻琦接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电报，称教育部的经费总计八十万美金，但联大三校只能分到三万八千元，这个份额比预期中的要少许多，教师们心有不甘，便联名致电教育部，想要奋力再争。
可是梅贻琦心里清楚，回旋余地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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