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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遭受多面夹击的日本统帅部决定孤注一掷，拼死一搏，对盟军实施反包围并各个歼灭，战争再度进入惨烈的拉锯式状态。
无论是中国军民还是西南联大师生，都在几次大战和反复震**中，意识到抗战胜利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尽管中国军队已从弹尽粮绝的险恶处境中重新得到补充，并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中，但离最后的胜利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军民包括西南联大师生必须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一段黑暗而苦难的历程。
遥想当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演讲，敬告全国军民，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而如今，战争已持续经年，中国东部最精华的国土相继沦陷，中日战争仍处于进进退退的胶着状态。
原本脆弱的中国经济经过几年战争延宕，彻底崩溃。
放眼望去，半壁江山，成片的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者。
为了民族存亡与生活本身，大后方的女人们在听取战场英雄们壮烈故事的同时，悄悄搬出了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以维持基本的生存。
原已用上煤油灯的人家早已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然而，各阶层的辛勤劳作与节俭，仍没能减缓经济的急速衰退甚至崩溃。
作为国民的一分子，身处战争旋涡的西南联大师生，同样遭到了经济直线下跳的巨大冲击，诚如蒋梦麟所说：“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
，根本无法控制。
回忆西南联大刚刚于昆明组建的时候，虽然战争持续了将近一年，且首都南京也已经失守，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续绝的最危险时期，好歹师生生活勉强还能撑持下去。
但是到了1941年之后，经济凋敝，师生们俨然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
按规定，联大学生伙食团八人一桌，有桌无凳，四小碗菜，离食堂五十公尺以外即可闻到冲鼻的霉味。
吃饭要抢，名曰“打冲锋”
，去晚了只剩饭桶，米已颗粒无存，连菜汤都光了。
后来米商缺德耍奸，在米内掺砂石以增重量。
对此，学生胡兆炘说：“好在那时物资艰难，什么都能变钱，午晚饭时，收破衣烂衫的老太婆和卖豆腐干卤蛋卤肉的担子，都在门口恭候大驾。
一手卖掉一件破衫，一手买进二块豆腐干。
如果价钱卖得好，还可以沾点荤腥。
在拓东路和太和街的交口处有一家小饭馆，时常有人带着大盅的饭去那儿合伙叫一盘炒青豆米或是西红柿蛋，有时馋极了，大伙儿卖掉一些东西上饭馆打牙祭。
联大化工系学生冯克坚素来诙谐，他每夹一筷子菜便说：“这不是某某的那条裤腿吗？这是某某那颗纽扣吧！”
所谓时穷节乃现，岁寒梅更香，多是自书本上读到的，现实生活中难见几人达到如此境界。
然而，在战时的西南联大，却真的有此类人物与故事出现。
1939年春，东南地区面临日机轰炸与进击，形势危急，广州的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
清华校友、时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的罗香林，于4月6日抵达昆明，借短暂休整间隙，前往联大拜谒老校长梅贻琦，并报告自己辗转的历程。
梅贻琦以乐观态度对罗香林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
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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