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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而投机买卖正是伴随着为了实利而积聚过多财富的必然产物。
因此，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
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境遇使费正清感到“毛骨悚然”
，他立即将所见到的情况向华盛顿做了报告，其中写道“他们由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资助而正在逐渐陷于垂死的困境……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竟然没有为援助他们而提出些许解决办法，仅由美国联合援华会干了那么一点工作”
。
在报告的附件中，费正清说：
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们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
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
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务资源有限，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除非得到援助，否则那些支持在教育上实现美国自由信念而挺身奋斗的教授们将继续遭受营养不良和患病，导致情绪低落，直至死亡、离散或堕落。
1941年5月25日，梅贻琦日记载：“本年政府教育文化事业费共一亿三四千万，其中用于军事机关者约五千万，国民教育一千万，用于高等教育者只三千万，大学学生共约四万人。”
如此可怜的经费，对于全国高校设备配置及师生薪金的发放，自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
然而，面对以陈立夫为首集团的压迫，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并没有屈服，而是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的战略战术，与其斡旋缠斗，不屈服，不辞职，坚守民主堡垒这一阵地，成功抵制了陈立夫集团一次又一次侵入，出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一壮举，堪称中国抗战时期教育史上又一奇迹。
就在联大生活降到冰点的1942年至1943年间，据《联大校史》统计，校中同人不但更动较少，且教职人数有增无减，成为联大教授最多的时候——此举令中外学者、观察家，包括路过昆明短期逗留的费正清、李约瑟等学者深为吃惊，认为学者们在生活濒临绝境的情形下，顶着炸弹掀起的尘土仍从容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在欧美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很难做到的。
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具有民族风骨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诚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停战诏书”
，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
战舰上，盟军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战争结束了，整个中华民族开始了新的历史纪元。
国民政府开始组织、号令所属各军政机构，接收沦陷区地盘、财产并组织南渡之人北归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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