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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归一梦原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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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10日上午10时，复员后的首度开学典礼在清华园大礼堂举行，梅贻琦对全校师生做了讲话。
根据梅贻琦此前提出的清华复员后“不应以恢复旧观为满足，必使其更发扬光大，已能负起清华应负之使命”
的计划与理想，全校原来的文、法、理、工四院各自添设学系，比战前的清华多出十个学系，另外还有一个先修班。
学生由昆明迁来者900余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者370余人。
暑期间又招考录取一年级新生及转学生、研究生共900余人，外加先修班200余人，整个清华园学生达到了2300余人，人数超过了战前的一倍。
11月1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九周年，于上午十时在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纪念活动。
遥想两个月前，当联大师生历尽千山万水，从遥远的西南边陲初次进入被日寇占据了八年之久的北平城时，面对宏大的建筑与破败景象，其兴奋、激动与伤感之情无以言表。
特别是清华学生首次走进已初步修缮、勉强敷用的清华园，无不惊叹于宽阔的校园与宏大庄严的校舍。
而学生的生活更是令人难以忘怀，正如1943年入校的学生傅元彬所言：“抗战胜利于三十五年秋在北平复校，我们是复校后第一届毕业的……一般人对清华的生活似乎不甚了解，在我来说，那是人间仙境，不只是校园的风景幽雅，可以和圆明园颐和园并称，而且校方对学生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那时三千多同学大部分都是全公费，我也在内，学校规定凡是清寒的同学，都可享受全公费的待遇，其他少数的是半公费，我记得三十五年秋入学注册时，什么费用都不曾缴过，自然连伙食费也不必操心，那时全部同学都住在宿舍里，每三人住一间，冬天宿舍里还有暖气，以今日而言暖气已不稀罕，那时的大官富贾有几人有暖气设备呢？充其量也不过生只火炉而已。
工字楼宿舍后的饭厅相当大，容纳了全部的同学入伙，伙食团办得不错，每桌六人，四菜一汤，不是米饭就是馒头，每月的伙食费由伙食团直接向校方领取公费，每当月底结算时把剩下的钱发还给每位同学作为零用金，有少数同学依我估计约有一百多人，他们希望月底能多剩一点钱，所以在饭厅的边角另成一个伙食团，专吃窝窝头。
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莅临视察，正在图书馆时，不知是哪位同学端了一盘窝窝头送给部长尝试，部长自然是容人之量，不过梅校长则十分尴尬……”
据《清华大学校史稿》记述，复员后的清华，“各系课程编制与教学制度、教学作风，基本上是承袭战前清华的一套，变化不大”
。
只是，此时的清华已不再是战前的清华，此时的校风也不再是战前的校风了。
就像冯友兰说的：“一二·一”
运动结束以后，不但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
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也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
。
随着社会各阶层变化以及国共两党争斗愈演愈烈，清华教授团体内部分裂加剧，学潮如汹涌激**的洪水势不可挡，直至把师生带入国共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校方存档的《清华两年》所列“大事年表”
可窥知大概，当时抗战胜利后，原本百业萧条的窘境随着战争再次爆发更是凋敝不堪，特别是1947年之后，整个北方战火频起，城市落魄，工厂倒闭，乡村破产，公教人员朝不保夕，多数学生家庭沦为赤贫。
继之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市民与公教人员啼饥号寒，濒于绝境。
平津高校的教师员工曾组织起来向政府呼吁求援，但“一切的呼吁和请愿都不见效，薪水增加永久赶不上物价。
他们只能在生活前低首下，束紧腰带咬牙生活下去”
。
正如清华心理学系主任周先庚教授太太、时为《中央日报》特约通讯员郑芳所述：北方的教授们“三百多万元的月薪只够买八斗多米，想把这些钱分配得够一个月开销，只有仿照一般华北贫困市民，以杂粮来充饥了。
几个月以前，胡适博士，这位名闻全球的学者，就叹着气对人说，他家中太太永久须备二锅饭，一小锅是给他预备的，太太和家中人都是一锅杂粮……清华的梅校长，这位劳苦，为清华服务过三十年的有名学者想必对于昆明还不生疏，因为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大西门内居住着。
现在抗战胜利来清华园后却病倒了，先是腿上生疮，开了刀痊愈后，背上又生了一个，开了刀后，却一直没有痊愈，每天靠在**批阅公文。
医生说是缺乏维他命B的缘故，缺乏维他命是当然的结果，在现在的物价之下，哪里还能谈到营养？”
在如此的政治、经济、军事混乱背景与残酷的现实情形下，清华师生于饥寒交迫中，提出了“为生存而设法奋斗”
的口号，原来的馒头、米饭膳团先后宣布停办，多数改吃杂粮混合而成的丝糕。
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清华园，“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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