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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侄女祖彬，几年来住美国洛杉矶。
她维持一个子女四人的家庭外，还挣扎着给大学研究生们打论文。
这样赚来的辛苦钱，不时五块十块的寄给她母亲贴补家用。
我在美国有些办法，我们夫妻都有了固定职位，生活比较安定，衣食可说无缺，但是无法同五哥谈他的经济状况。
我偶尔给他寄张支票，有些兑取了，有些始终未兑。
我想这不是他遗忘，他似乎自有分寸，自有道理。”
1951年起，梅贻琦以“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名义，提取部分清华基金利息，补助在美研究学术的华籍学人，月薪300元，物理学家李书华即为接受补助的学人之一，而梅贻琦个人不享受这项基金补助，每月薪水与受补助学人的300元相同，表示与中国学人同甘苦、共患难且相互砥砺之意。
同时，梅贻琦亲自订购美国出版的学术期刊，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和北京的清华大学，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
按梅贻琦的贴身秘书赵赓飏的说法，梅贻琦急切恢复《清华学报》的目的有四个：一是为了使在美与在台湾许多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地方可以发表。
因为当时的外国学术期刊虽然也可以发表华人学术成果，但因为门户之见，华人学人的机会非常少；二是为了使清华在国际学术界难得创出的信誉，得以延续命脉，并维持清华的精神、业绩不坠；三是与其花费许多金钱去订购国外学术期刊赠送国内高校，不如利用自己出版的学报去交换世界有名的刊物图书，既经济又长远；四则是因为由大陆赴台的教授学人寻找相应职位极其困难，整个台岛只有台大、省立师范、农学、工学院三院与台北工专，且都人满为患，无力延揽更多学人。
如有学报出版，许多学人行箧中的存稿和新撰成的论文，也可以比较便利地得以刊行，既彰显了学术成果，也能得到稿酬聊以度日。
这一利公为人的构想，以梅贻琦的资望和在美广泛补助中国学人的关系，征稿与编辑都非常顺利，《清华学报》很快在台湾出版并发行全球学术界与相关高校，使东西方学术教育界人士重新触摸到从战火中走来的中国学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流淌不绝的学术血脉。
其间，梅贻琦一往情深地记挂着北京清华园内的师生，密切关注这批留守者的命运，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大陆的机会，梅贻琦托他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新任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
但是因当时政治环境关系，这封信没能及时交给学校，最终不了了之。
据说，北平在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
的期刊，很可能就是梅贻琦订购赠送，只是当时在乱离之世，人心惶惶，没人深究而任其流散了。
鉴于当时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华美协进社，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台湾，归政府作为教育的外汇来源，或请梅贻琦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等，但都被梅贻琦拒绝了。
当时与中国有庚款赔付退还关系的英、法、意、比等欧洲国家，先后承认中共政权，只有美国尚与台湾当局维持“邦交”
。
台湾当局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只好派各路大员委婉劝说。
据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长”
的叶公超回忆：“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到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
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
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
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
那时候国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台湾。
我最初也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
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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