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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可谓心安理得。”
5月10日，他在《告北大同学诸君》信中明确表示：“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
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诸君之理！”
其实在5月9日的晚上，北大就召开了教职员会议，推举李大钊、马叙伦和徐宝璜等人去教育部拜访部长傅增湘，声明蔡元培不仅对于北大来说非常重要，也涉及到教育和外交的前途，希望能挽留蔡元培，否则就要集体辞职。
消息传出去以后，当天下午北京12所大学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决定上书政府，说明如果不能恢复蔡元培任职的话，他们也都一并辞职，当下就起草好文件后大家一起签了字，第二天呈递给政府。
北京各大专校长见政府对慰留蔡元培始终不表态，5月13日向政府集体递交辞呈，以此支持蔡元培，表明共进退的坚定决心。
大总统徐世昌表面文章做足，暗地小动作频频。
5月14日，签署慰留蔡元培的命令；同日，将挽蔡命令与挽留“五四运动”
矛头直指的陆宗舆、曹汝霖命令一并在《晨报》发表；同日，又下了两道弹压罢课学生的命令，指责学生“名为爱国，适以误国”
，要求教育部门约束学生，“毋得干务政治”
。
5月15日，将同情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免职。
由此可见，与学生“挽蔡”
真挚情感不同，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留任北大校长消极敷衍，毫无诚意。
于是北京各校学生继续罢课，核心诉求三个：中国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蔡元培复职北大校长。
半个月后，全国多个城市罢工、罢市声援，形成运动新**。
军阀大肆抓捕上街演讲、游行的学生。
罗家伦在《北京大学精神万岁民众革命精神万岁》）描述：北大三院“校舍化作军营，被捕的一千一百余人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六百余个”
。
法不责众，何况已引起公愤。
北洋政府的监狱关不了这么多爱国学生，只好不了了之，释放被拘禁在北大三院的学生。
在北大师生、全国教育界工商界、社会舆论的持续联合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继续让步。
6月10日，下令免曹、陆、章三人之职。
6月26日，主持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致电在杭州隐居的蔡元培，不接受辞呈，“学府主持，非公莫属。
众望所在，翘企同殷。”
同时专门派徐秘书抵杭劝说，以表挽留诚意。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6月22日，北京教联、学联、学生代表还有教育部都派出代表专门去杭州迎接蔡元培回来。
在盛意拳拳之下，蔡元培再也没法拒绝，这才同意回到北大。
7月9日蔡元培复电傅岳棻，留任北大校长，以胃病未愈为由，未立即北上，期间暂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
7月11日，《时事新报》刊登蔡元培复任两条件：（一）不参加校外会集；（二）今后学生行动听指挥。
所谓“听指挥”
，即希望学生不仅要尽快复课，而且不能随便罢课。
两个月后，蔡元培的胃病有好转，他回到北大办公，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他也在会上作了答谢演讲。
在这之后，蔡元培提出进一步完善学校体制的要求，目的是即使他不在也不至于影响校务正常进行。
1922年3月，蔡元培提出了教育独立说，主张教育应当独立于政治和宗教。
当时他参考法国的教育体制，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大学区，由各所大学的教育委员会主持事务；经过高等教育会来选举教育总长，不受政党因素的限制；在教育经费问题上参考美国，除了贫困地区由政府补助，其他地区从本区直接抽税。
虽然他竭力想为中国教育谋求新的出口，但这些改革在当时的时局下效果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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