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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晚年的蔡元培，在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同时，还兼任了跟学术文化相关的许多职务。
早在1929年初，他任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负责管理和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他把这笔资金用来扶持教育文化和科学研究事业，也资助了许多有志于投身科学事业的学子。
他还兼任了中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等二十多种职务。
虽然身兼多职，但他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待遇，生活相当简陋，一直租住在连书籍都没地方放的房子里。
1935年秋天，胡适、蒋梦麟和罗家伦等人商量提出赠予蔡元培一处房屋作为他的寿礼，并联名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件事情，希望他能有个颐养天年的地方。
虽然后来这个美好的计划因为战争而没有落实了，但这座没送成功的房屋就像蔡元培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纪念碑一样，证明了大家对他为国家教育和科学事业付出心血的充分肯定。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停止活动以后，蔡元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中。
在1935年这一年，68岁的蔡元培发表了三项声明：一是辞去中国公校校董兼董事长等兼职；二是停止接受请他写文章的要求；三是停止介绍职业，不再给其他人写介绍函。
年事已高的他希望能脱离繁杂事务，可以更好地专注在主要工作上；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安心静养，做自己想做的学术研究。
之后的几年里，他写了许多回忆性的文章，包括《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我在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等等，并把自己的生平详细整理，后来在《自写年谱》里记录了自己53年里的生活经历，这本书为后人解析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人格、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1938年，蔡元培70周岁生日的时候，家里人为他举办了简单的寿宴，亲人和朋友都纷纷送上祝福，令他感到无比欣慰。
中国科学社也为他举办了庆生大会，著名教育家马君武在会上致辞说：“人生七十以后，实为最好的服务时期。
希望蔡先生在七十以后，领导全国科学家，本着苦干精神，为国奋斗。”
蔡元培诙谐地回应说：“中国科学社到现在虽然只有二十多岁的年龄，但外国学会在百岁以上的很多，法兰西学院已到三百年，故学会也是万寿无疆的。
今以长寿的团体来祝个人，真是荣幸。”
画家刘海粟和教育家张寿镛等人觉得他之前的生日庆祝都太朴素了，于是在上海国际饭店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行政界、金融界、教育界和美术界的许多名人，包括沈钧儒、马寅初、梅兰芳、林语堂、李四光等人纷纷来祝寿。
蔡元培非常激动，当众许下了要完成自传的心愿。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当年冬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击倒了他，虽然后来转危为安，但人却是肉眼可见地衰老了。
蔡元培不愿意给别人造成负担，总是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病情，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继续工作。
不久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
蔡元培不顾大病缠身，积极呼吁群众团结起来，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
上海沦陷以后，国民党政府被迫把首都迁往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被迁到了内地。
蔡元培为了避难和养病，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一家人暂时居住在商务印书馆宿舍，后来搬到九龙租好的寓所居住。
在之后的两年，蔡元培深居简出，安心养病，但始终放心不下中央研究院的运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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