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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风好、学校的校园环境也好,当时的东北大学校舍位于始建于1905年的奉天师范学堂旧址,校园北侧有一座明代古寺,名为慈恩寺,占地约12000多平方米,至今依然是沈阳市最大的佛教寺院。
南望五里河,北邻慈恩寺,他一度认为这里是实现个人栖居生活理想的不错之选。
况且在东北大学期间,吴宓还受邀到大连、旅顺等地演讲、参观,颇受礼遇和尊崇。
只是安逸的生活不是吴宓的首选,在东北大学上了一学期的课后,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约,回到北京。
此时的吴宓心中尚且有些忐忑,害怕回到北京会遭到胡适等人的排挤。
其实早在1923年12月1日,胡适与吴宓等人就有了当面交锋的机会。
那天是胡梦华的大喜之日,小伙子结婚,请来胡适做证婚人。
胡梦华是东南大学的学生,请梅光迪作了男方的介绍人。
因此作为东南大学教授的吴宓等人也在受邀之列。
这场婚礼,成了双方竞技的舞台。
胡梦华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胡适展开文学进化论的观点,梅光迪、吴宓提出希腊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借以表明当时红遍中国学术界的杜威、罗素未必青出于蓝,更不能说是后来者居上。
胡适陷入重围。
吴宓到京后,与胡适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见面时都很客气。
1929年的一次宴会上,胡适与吴宓同桌,也不知是真敬佩,还是假客套,胡适对吴宓说想购买一整套《学衡》,让吴宓寄到他在上海的住处,他还邀请吴宓参加即将主持的翻译英国名著一百种。
这样的见面,多半是偶尔碰见,在吴宓知道胡适也会参加的社交聚会,他就谢绝参加。
吴宓到清华大学任教,《学衡》的作者群也进一步扩大。
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都因为吴宓的关系,成为了《学衡》的作者。
不仅是名教授,一些清华学生也成长起来,成为作者队伍中的新鲜血液。
编办《学衡》,越到后期越难。
一方面是吴宓在苦力支撑,一方面是好友们并不理解他的苦处。
吴宓曾给陈寅恪讲,哥,办这个《学衡》太难了,出版商又要加钱。
陈寅恪就说,不办就不办了呀,《学衡》对社会又没有多大影响,不如停办。
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学衡》另一位创办人胡先骕的话,胡先骕认为《学衡》缺点太多,名已玷污,今后要是继续办杂志,就改个新名字。
吴宓一肚子委屈只能在日记里发泄,他抱怨说:“你们都说我在把持杂志,那你们来啊,你们来替我解决办刊中的麻烦啊,寄稿子给我,帮杂志垫款啊,你们非但不做这些有利于办刊的事,还因为沾染上了《学衡》唯恐避之不及,太让我难过了……”
《学衡》杂志从1922年创刊到1933年停刊,持续了十年之久,共出刊79期,耗费了吴宓大量的心血。
《学衡》是作为反新文化运动阵地的姿态出现的,出现得很不是时候,时机注定了它多舛的命运。
那个时候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已成气候,北洋政府以文件的形式将白话文送进初等教育的课堂,胡适也说得很直白:“《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
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
可贵的是,吴宓他们依然坚持办《学衡》,他们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儒家文化的紧要时刻,按捺不住自己的关怀,大力呼喊出自己的信念,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可与日月争光的价值。
即使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吴宓在激进革命氛围的包围下仍然固执地宣称:“《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吴宓所言不虚,当50年后宣扬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便会深深理解《学衡》杂志的价值。
吴宓编办《学衡》杂志一路坎坷一路歌,不是很顺利。
但他在清华国学院,却迎来了他事业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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