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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搜集一大堆，把自己淹没在材料的汪洋大海中，能入而不能出，这也不叫实事求是。
乾嘉学派是怎样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治经的呢？他们认为读经必先求字义。
顾炎武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
，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不扫清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怎么能了解书的内容呢？不过识字也有讲究。
一个字分形、音、三部分，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必须把形、音、义都搞清楚了，才叫识字。
如何才能搞清楚字形、字音、字义呢？乾嘉学派主张从音入手。
音，从时间上说，有古今之不同；从地域上说，又有南北方音之别。
读古书不知字之古音，仍叫不识字。
总之，治学以语言文字为基本，治语言文字又以音韵为基本，治语言文字又以音韵为基本。
这就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悟性极高的王国维懂得触类旁通的妙处，他将治学辐射的更加广阔，并不局限于治经更还延伸到了治史、治金甲文字及其他学问。
方法只是提供了一项思维，而能将其融合进实质性的运用中去，不仅要求传承者有极其深厚的理论，更是考验其人的综合素养，王国维能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继承的最得力、最有效，完全可称之为“就古音以求古义”
。
乾嘉学派无论启蒙时期的几位大师，或全胜时期的大师，他们研究学问，都是从文献到文献，考证来考证去，总离不开书本。
王国维当然也是重视书本的，但他在重视书本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出土的文物，过去出土的钟鼎彝器固然重视，新出土的甲骨、木简、封泥等等。
也正是这样不断涌现的契机，致使供他利用的资料不断增多，且皆为前人所未见的。
王国维还是二重证据法的创始者、提倡者。
他在《古史新证》中，写道二重证据法之后，中外学者无不推崇。
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根据地下材料，对证古籍，进行研究，收获很大。
其实，二重证据法并非什么深奥神奇的妙法，而且人人能用，但是在与王国维同时代的学人中，如康有为、章炳麟就不以二重证据法为然，他们都不相信地下出土的甲骨文。
由于保守，做学问的时候，仍然从纸上到纸上，这样固步自封，其结果当然谈不上开拓新境界。
研究古代史，离开二重证据法，就有误入歧途的可能。
但凭想象，不重证据，固然不对；证据薄弱，仅是书上略有记载，或是出土器物上稍见铭刻，都不能立论。
必须是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对应，确凿可信，才符合二重证据法原则。
今年来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上出现轻易立论的现象，如把“商三句兵”
定为唐虞时代的兵器，把安阳五号墓出土青铜器说成为夏禹举行婚宴的礼器，未尝不是违背二重证据法所使然。
王国维在治学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与罗振玉两人都把实事求是看作不可逾越的原则去身体力行。
罗、王在学术研究上遇到难题时，宁可阙疑待问，绝不自作聪明、轻易立说，在自恃甚高的文人圈子里能如此中正地做学问的他们，始终是一泓不断的清流，更是后来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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